今年的高考歷史科試題，要學生評論「1900年至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一個官方機構竟然可以出一條這樣的考試題目，惹起各界對香港教育的關注。
教育局已作出批評，指試題「嚴重傷害了在日本侵華戰爭中受到莫大苦難的國民的感情和尊嚴」。不過教協就發表聲明反駁，對教育局的做法予以強烈譴責，批評教育局扼殺香港教育理性討論的空間，要再一次剝奪教育界專業自主的空間。
我經常講，自由的最大敵人，就是那些濫用自由的人。「理性討論空間」、「專業自主空間」，這些空間都是香港幾代人努力爭取得到的，在回歸前的殖民地年代，特別是在八十年代之前英國未知道要把香港交回中國時，香港那有什麼「理性討論空間」? 到回歸後我們擁有這些空間後，卻毫不珍惜，濫用自由，教孩子討論45年日本侵華的歷史如何「利多於弊」，令人覺得這些空間真是「弊大於利」。濫用自由者，就是葬送空間人。教協鼓勵人「理性討論」日本侵華那段歷史的利弊，真是有顏面去面對教協創辦人司徒華華叔嗎？
《昭和的怪物》。
日本侵華罪行，源於當年日本這個新興國家，建立全球帝國的夢想。日本作家保阪正康的作品《昭和的怪物》，講述二戰前日本昭和年代的加害者及其罪行。作者訪問了包括東條英機的秘書等相關人物，重構當年日本發動二戰的真相，令人對日本走上軍國主義道路的歷史，有如在現場的了解。
一、甲級戰犯東條英機。東條英機是日本軍方激進好戰分子，他於1937年出任日本進軍中國「關東軍」參謀長，一手策劃對華侵略。東條英機在1940年出任日本陸軍大臣，1941年成為日本首相，並於1941年決定偷襲珍珠港，向美國宣戰。1948年，他成為同盟國的東京軍事法庭的甲級戰犯，最後被判處環首死刑。
當時的日本軍人分成兩派，一派是擁護天皇，推行改革的「皇道派」，另一派是鼓吹暴力革命，借此改造國家的「統制派」，東條英機屬於激進的「統制派」。日本天皇於1941年委任東條英機作為首相，主要原因是東條英機是軍方激進派頭頭，天皇希望他明白管理國家之難，從而約束軍隊。結果事與願違，東條內閣最終決定要向美國宣戰。
當時的日本，像東條英機這類極端軍人，他們完全不會閱讀政治或者知識類型的書籍，只會從實踐中學習，他們只滿足重覆閱讀《軍人敕諭》（乃1882年1月4日明治天皇親自向陸軍頒佈的軍人訓誡），他們銳意要建立日本統治全世界的帝國，深信軍事力量，迷信只要有堅強意志，日本就可以成為世界霸主。
東條英機當時的死對頭是軍人理論家石原莞爾。石原莞爾在戰後東京審判時表示，包括東條英機在內的日本戰犯，都媚於權力，而當時擁有強大勢力的人，都是造美夢的人。石原莞爾認為東條英機是「既沒有思想，也沒有意見的軍人」，日本就是由這些人主導，發動侵略世界的大戰。而中國就是在日本戰爭機器開動下，無辜的軍事暴力受害者。
二、大東亞共榮圈。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仍然有一套理論框架包裝，不像如今America First(美國優先)那樣赤祼祼。日本在1940年提出的《基本國策綱要》，當中包括建立「大東亞新秩序」，宣稱「皇國國是之依據，是建國之大精神「八紘一宇」。所謂「八紘一宇」，是指「大地之極限」，意思是由日本來統治全世界。「大東亞共榮圈」本來是日本想將殖民地解放出來的一種思想，但逐漸變成日本要統治東亞的理論基礎，目的其實是要侵佔東亞國家的石油、橡膠等天然資源。說穿了日本深感自己是一個資源缺乏的小島國，就是要侵略其他國家，以圓自己的帝國夢。
台灣在二戰前長期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強逼所有台灣人改日本名字、說日文，成為二等公民。如果不是日本戰敗，台灣過了一代人後，就會同化成為沖繩那樣，成為日本的一個地區。日本的帝國夢想實現，中國國族消亡。我很有興趣知道，提出「1900年至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命題的人，是否要俯首甘為亡國奴呢？有些原則底線問題，不應有討論空間，正如我們不會去討論「強姦、殺人是否利大於弊」那樣。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