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耀廷策劃的「35+計劃」，要透過立法會否決預算案攬炒香港，是一個有意識的顛覆政府運動。
有人問我香港的選舉制度雖無初選安排，但初選看來並不違法。先不討論初選開支如何計算的問題，針對戴耀廷整個「35+計劃」的核心構想，是要捆綁超過35個激進議員，一齊不問情由否決預算案，以此觸發特區和中央政府的一系列的回應行動，逼中央「非常血腥的」鎮壓香港（戴耀廷的原話）。而這次初選，目的就是把不夠激進的傳統泛民篩走。
初選是「強逼激進化」過程的第一步，與去年的反修例運動，強逼傳統泛民齊上齊落，不能與暴力割席的手法一樣，主要透過兩個方法達到目的：
第一是論壇圍剿。在反對派搞的初選論壇上，傳統泛民被激進的本土派圍攻。以上月28日的九龍東論壇為例，民主黨主席胡志偉便被大量激進派質問為何沒有簽署「攬炒聲明」。胡志偉一度回應說不能夠所有民生法案都要否決，但最終還表明民主黨會否決預算案，又話「簽署聲明與否並不重要」。這是把原來較理性地自主行事的泛民議員，強逼其轉化成集體行動的激進議員。傳統泛民被逼在論壇上表態，將來就可以用這些「承諾」，作為綑綁他們集體否決預算案的理據。
第二是有利激進派的投票方式。這次的反對派初選，有59.2萬多人在網上投票，只有2.1萬是實體投票。去年的區議會選舉，有294萬名選民投了票，當中有165萬投票給反對派。這次初選只有61萬人投票，只佔去年投給反對派的人數的37.1%。在反對派初選中，網上投票的佔96.6%，在網上投票的是年青人居多，所以可以肯定這次反對派初選，年青人佔了主導，這就令到激進反對派大佔優勢，傳統泛民被投票的設計逼出圈外。
從個別選區的結果，也看到這個狀況，以九西選區為例，民協的何啟明在網上得票排第5，得6900票，而本土派馮達浚，得到7400票，領先何啟明500票，但加入九西僅5100票的實體票之後，何啟明得票反超馮達浚。由此可見，實體投票和網上投票的選民取向有很大的歧異。真實的選舉是實體投票，怎能夠以一個96.6%是網上投票的初選結果，來決定實體投票的參選人呢？
其實，隨機抽樣調查反對派選民，遠比網上投票為主的所謂初選公平。而初選放大了年青人的票數，將傳統泛民踢出局，可見初選是整個「35+計劃」的主要部分，就是要篩走、打殘傳統泛民，不讓他們參與來屆的立法會選舉。而傳統泛民政黨蠢就蠢在願意參加這個旨在踢他們出局的遊戲。
另外，也有人提到觸犯《港區國安法》第22條顛覆罪有兩個條件，一是以暴力或非法手段，二是嚴重干擾、阻撓和破壞特區施政，戴耀廷的「35+計劃」是否用「非法手段」進行？
我昨天已經談到整個顛覆行動是要推翻香港制度，違反《基本法》總則。反對派議員不問情由地否決預算案，亦違反了《基本法》73條（2）賦予立法會審批法案的權力，這條文並無授權立法會借審批預算案程序去癱瘓、推翻政府。
還有一個問題是，反對派借立法會審批程序脅逼特區政府及中央，還事先聲明，要逼到中央「作出非常血腥的鎮壓」。這種行為本身已涉嫌違反「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其性質與郭榮鏗做立法會內會主持人，開了大半年，都在有意阻撓選不出主席一樣。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是一條普通法罪行，其中一個典型案例是R v Dytham （1979） 1 QB 723。案中英國警員Dytham駕車巡邏時，經過一間夜總會，夜總會傳來尖叫聲，之後見到一名男子在門外被一班人拳打腳踢。當時Dytham 已接近下班，他選擇駕車不顧而去，最後被毆打的男子傷重不治，Dytham終被裁定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名成立。主審法官Lord Widgery CJ 指一個公職人員有義務履行他的責任。
這罪行包括幾個元素，第一是涉案人是公職人員； 第二是他有意識地作出不當行為，或不執行職務或不作為；第三是其不當行為傷害到公眾，去到公眾對公職人員不信任的程度。受薪的公職人員責任尤重。
雖然戴耀廷經常口口聲聲說《基本法》賦予立法會是否決預算案的權力，但是稍為用正常心智思考，都知道《基本法》沒有可能會賦予議員權力借否決預算案去推翻政府，激發中央政府血腥鎮壓香港。
如果立法會議員有組織進行「35+計劃」，以為可以鑽到《基本法》的空子，否定預算案，顛覆政府的話，本身就是公職人員嚴重失當罪行。他們濫用權力，做出傷害公眾的事情。
《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很明顯是有意針對改變香港制度的行為，而戴耀廷等人經常說他們的行為合法，和今年7.1時，有示威者帶著寫有港獨標語的旗幟，但在標語旁邊用小到針眼的文字加上「不要」兩字，以為可以脫罪的小學雞的行為，沒有分別。有清晰意圖濫用權力去推翻政府，相信難逃國安法的法網。
盧永雄
上帝要你滅亡，必先令你瘋狂。特朗普的瘋狂加關稅行動，終於來了。特朗普自稱這為「解放日」，恐怕這是美國「衰退日」之始。
特朗普大加關稅，比市場原先想像的更激進。美國宣布對歐盟成員國在內的180個國家和地區，全面徵收所謂「對等關稅」，特朗普是胡亂弄出一個其他國家向美國徵稅的「關稅+非關稅壁壘稅率」數字，然後所謂減半徵收，得出瘋狂的加稅數字：對中國再加稅34%（特朗普這一任內已對中國加徵20%關稅，新加稅是疊加徵稅），對歐盟加稅20%，對日本加稅24%不等。特朗普聲言，會全面設定至少加10%的加稅基準。
特朗普瘋狂加稅舉世嘩然，加關稅的直接效果是美國聯邦稅收的確會大幅增加。據美國商務部的數據，2024年美國商品入口總額3.3萬億美元，同年貿易赤字1.21萬億美元。假設加稅之後，美國消費者仍然消費入口貨，生產者仍然要入口零件去生產，美國進口並沒有巨額暴跌的話，以估計平均加稅率20%計，特朗普加稅會令聯邦稅收增加6600億美元。
特朗普曾經說過，加關稅會帶來上萬億美元的收入，用於減稅或者補貼兒童教育，重現19世紀關稅支撐國庫的模式。而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就說，單是汽車加關稅，每年就可以為美國帶來1000億美元的收入，其餘商品再貢獻6000億美元，估計加關稅可以令聯邦收入每年增加7000億美元。這個數字和上述6600億美元的估計貼近。
問題是，加關稅會產生什麼效果，誰支付這些關稅呢？
要分析這個問題，就要從特朗普的思維入手。特朗普經常掛在口邊的是「讓美國再次偉大」，理想是恢復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經濟崛起的黃金時代。當時英國還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緊跟其後，正由一個農業經濟轉向工業經濟全面轉型階段。那個年代，美國增加關稅的確扮演了推動工業的角色。美國經歷一段高關稅的搖擺期後，1861年美國南北戰爭爆發，聯邦政府急需籌措戰時經費，國會不斷提高美國關稅，推出《莫里爾關稅法》，令關稅加到49%。到1890年推出《麥金萊關稅法》，該法案大幅提高了工業產品的關稅，尤其是羊毛、毛紡織品和棉紡織品，加大了對相應工業的保護力度。美國全面向工業化過渡，造就了經濟的黃金時代。1914年美國經濟總量超過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不過，到了1929年，美國故技重施，推出《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對2萬多種進口商品平均加徵40%關稅，試圖保護當時已經開始陷入大蕭條的美國國內經濟，結果觸發全球貿易戰，令經濟衰退加劇，最終導致全球貿易萎縮，到1933年，全球貿易減少66%。美國當年是成也關稅、敗也關稅。
從美國早年加關稅成功的經驗來看，主要因為美國當時是一個新興國家，有廣闊的廉價土地，有豐富的天然資源，有大量新移民勞動力湧入，19世紀末接納了2500萬個新移民，還未計算之前一直輸入的大量廉價黑奴。在這些比歐洲優秀的生產條件之下，加關稅好像按下開關鍵，將歐洲的產業移植到美國，因為美國的生產條件其實比歐洲好。另外，當時全球化的程度很低，國際貿易只佔美國GDP的大約7%，加關稅對國內物價影響輕微。
不過，如今已今非昔比。全球高度融合，美國所有的生產成本都極其昂貴。根據美國勞工局的數字，2023年美國製造業平均工資含福利計是35美元，遠高於中國的每小時6美元工資，以及越南的2美元工資，再加上工會勢力盛行，令工資只升不跌。這種差距令到美國根本不可能做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如紡織業等。即使在技術密集型的產業，如汽車、機械等，由於美國已經廢棄這些產業多年，大量缺乏技術工人，而且美國的人口已相當老化，2023年美國製造業已經有50萬個崗位空缺，同時特朗普也反對輸入勞工，想趕走過百萬非法移民，即使製造業想在美國重啟，勞動力何來也是無法解決的問題。
特朗普想像的黃金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打開了徵收關稅的按鍵，美國不能如100年前那樣重建製造業，但聯邦政府的確可能多收7000億美元的關稅，但由於美國對各國廣泛徵稅，即使對中國的徵稅率特高，對其他製造業密集國家的稅率也便宜不了多少，美國入口商面對1.無低稅進口替代途徑，2.本土製造業亦接不上來，所以最大的可能是美國的入口商和消費者要「硬食」這7000億加稅。據耶魯大學的預測，特朗普的所謂「對等關稅」實施之後，其他國家很大機會報復，美國個人消費的價格升幅將會擴大至2.1個百分點，實質GDP增長率會下降1個百分點。
特朗普這樣濫徵關稅，如果沒有阻止貿易的效果，美國人貴貨照買，只是美國自己捱通脹，這還好一點。如果真的有阻止貿易的後果，美國大幅減少和中國以及其他國家的貿易，脫鈎斷鏈，後果嚴重。
股神巴菲特早前接受CBS訪問時表示，懲罰性關稅可能會引發通脹，並損害消費者利益。他坦言自己對關稅有很多經驗，「某程度上，關稅是一種戰爭的行為」。
巴菲特說得對，貿易結束，就是戰爭開始，無論冷戰甚至熱戰，大家都可以放開手打，沒有顧忌了。不知天天大呼「美國贏了」的特朗普，有沒有想清楚後果呢？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