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最近找出黎智英去年的文章，說黎智英「狂妄囂張作法自斃」。
事緣黎智英去年5月12日發表題為《趁佢病攞佢命》的文章，文章的結語說：「不難估計這次(中美)貿易衝突之後，經濟困局白熱化而爆發經濟和社會危機，導致習帝皇朝岌岌可危，習帝不僅唯恐皇位不保，還有性命之憂… 我們一定要同心協力行出來，趁佢病攞佢命！」
黎智英去年5月的文章。
CY不愧是肥佬黎言行的最佳觀察家，他今天翻肥佬黎去年的舊賬，恥笑肥佬黎當日以為中國政權會崩潰，大力呼籲人們去遊行，推翻中共政權，如今看來真是得啖笑。
這些「中國崩潰論」的信徒，自己信到十足，可能有人見過美國副總統，聽到一些山埃貼士，就胡亂下注，結果輸到仆直。
過去20年，大講「中國崩潰論」的人不少，其中一個美藉華人章家敦，在2001年寫了一本名為《中國即將崩潰》的書，預言中國會在5年之內崩潰。如今近20年了，中國不但沒有崩潰，還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章家敦仍在販賣他的「中國崩潰論」。
這些天天都在期望中國崩潰的人，存在很多幻想，其中一個幻想是中國民眾極端不滿政府，中國的民憤會像岩漿一樣，隨時爆發起來。不過，這都只是幻想而矣，與事實相離十萬八千里。
我在國內行走的經驗，感覺內地民眾，普遍對政府滿意。美國知名公關公司愛德曼，每年會定期發表全球不同國家的信任度指標報告(Edelman Trust Barometer)。今年的報告涉及美國、加拿大、中國、法國、德國、印度、日本、墨西哥、沙地、韓國、英國11個國家。愛德曼在每個國家採集1200名民眾意見，定期發表報告。今年7月的報告顯示，中國民眾對本國政府信任度高達95%，較今年1月新冠疫情暴發初期上升5個百分點，在受訪國家中排名第一。而經常唱衰中國的美國在11個國家之中倒數第二，只有48%的美國民眾相信政府。11個受訪國家的人對政府信任度平均為65%，換言之，美國遠遠不合格，中國就考第一。試問一個有95%人民信任的政府，為什麼會崩潰呢？
新加坡學者馬凱碩最近在《金融時報》網站發表題為《西方應聽從拿破崙的建議讓中國沉睡不醒》的文章，認為在1980年到2020年中西交往的第一階段，西方應對中國做得不錯。但如今踏入第二階段，西方的策略，正走向失敗，主要源於三個錯誤的設想。
第一個錯誤設想是西方人根深蒂固地認為由中國共產黨執政，中國就不可能成為好夥伴，更誤以為大多數的中國人民對中國政府十分不滿。馬凱碩引述了上述的愛德曼的信任度調查，證明西方對中國民眾充滿誤解。
第二個是西方即使認為大多數中國人對共產黨是滿意的，但如果中國立即轉向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對中國以及世界其他的人都會更好。事實卻是，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人民的生活一落千丈。現在的中國人毫不懷疑地認為，中國若跟俄羅斯的民主化道路，中國會陷入一片混亂，令國人受苦。即使對世界上其他的人而言，中國推行了實行西方的選舉制度，政府也未必開明。馬凱碩認為，實行了西方民主制度的中國，說不定在與香港和台灣打交道的時候，更沒有耐性。
第三個錯誤設想，也是最危險的是以為中國若實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必然要接受西方規範，會像日本那樣欣然成為西方俱樂部的成員。然而，日本的行為絕非亞洲典型。土耳其和印度的例子都說明，在民主化之後，並不一定親西方。
馬凱碩的文章點出了西方對中國和民主制度有多重誤解，所以與中國打交道的時候，處處碰壁。
而香港有些人盲信西方的觀點，十分喜歡中國崩潰論，所以當有人對他們吹一吹牛，他們就會隨風起舞。特別是在中美關係惡劣的時候，更以為有機可乘，加一把勁想明天就推翻中國政府。過去一年的事情已經說明，這些幻想根本無可能實現。
今年7月1日，《港區國安法》正式落實。去做試圖推翻中國政府的行為，機會成本急速上升。雖然觸犯《港區國安法》的案件還未審判，但很多暴動案判刑至少監禁3年以上。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還會有人這麼愚蠢，相信「中國崩潰論」的鬼話，走出來送人頭。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