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自導自演的美歐聯合就新疆問題制裁中國事件發生之後，中國強硬回應。料不到瑞典H&M集團也連帶中槍。
H&M集團去年在其官網上發表的一份聲明，被人重新轉貼。H&M當時的聲明提到要去「更好綿花發展協會」（BCI）認可的農場採購線花，由於BCI指出到新疆進行盡職審查越來越困難，決定暫停發放在新疆的棉花認可，H&M因而不會再從新疆採購棉花。
H&M這份舊聲明被人重新拿了出來，在內地互聯網上流傳，馬上引起哄動，坊間湧出很多抵制H&M的消息。H&M中國分公司嘗試補鑊，發佈了一個模稜兩可的聲明，說公司的供應商尊重可持續發展的承諾，「並不代表有任何政治立場」云云。這種講了等於沒有講的聲明，國內民眾自然不收貨，H&M繼續陷入泥沼之中。
「更好綿花發展協會」（BCI）是一個瑞士的NGO，組織的原意是為了保障全球棉花農民，制定了一系列相關標準，除了環保要求外，也有所謂「體面勞動」。很多知名零售品牌包括H&M、Nike和Adidas等，也是BCI的成員。BCI在去年10月跟隨美國總統特朗普就新疆問題制裁行動而起哄，抵制新疆棉花。
去年美國總統特朗普眼見選舉快到，想找反華議題，以提振自己的民望，最後鎖定新疆問題，先簽署《2020年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又發動對中國的制裁。美國指控中國在新疆有「種族滅絕」的行為，要求所有人抵制新疆的產品，其中包括新疆種植的綿花和紡織品。在美國的制裁令之下，很多機構都躺著中槍，其中包括了在新疆有工廠的香港大紡織廠，他們的工廠完全合符規格，與所謂的「強逼勞動」一絲關係也沒有，也被美國列入制裁名單之內。
特朗普揀新疆挑起事端的原因，主要是迎合美國民情，因為新疆是少數民族，就像美國的黑人，想當然會被主流族裔逼害。說穿了，這只不過是一個較容易讓人相信的「偽命題」罷了。但由於BCI跟著特朗普的魔笛起舞，不少參與了BCI棉花來源認證的零售商，只好跟隨。
美國所謂的新疆發生「種族滅族」、「種族清洗」、「強制絕育」的事情，當然全部都是謊話。新疆過去面對過恐怖襲擊，受到基地組織等恐怖組織的鼓動，新疆出現「東突」等恐怖組織，在烏魯木齊及內地其他城市，發動了多次恐怖襲擊，中國政府吃力對付這些組織。但最荒謬的是，美國自己大力反恐，前國務卿蓬佩奧卻把「東突」從恐怖組織的名單中剔除，變相縱容東突在中國發動恐怖襲擊。其雙重標準，令人震驚。
美國過去指中國在新疆的教育培訓中心是集中營，雖然並非事實，但中國也索性停辦。美國又將矛頭轉向新疆的民工，指他們「被逼勞動」。任何去過中國的人，都知道民工只是自願離鄉搵錢的打工仔，那有什麼強逼性呢？
維瓦斯的《維吾爾族假新聞的終結》。
法國知名作家維瓦斯今年2月推出了一本新書《維吾爾族假新聞的終結》，他曾經兩次到新疆長期探訪，用了4年時間寫了這本書，講述他在新疆的見聞。他在書中提到一個來自法國，名為格魯克斯曼的歐洲議會成員，在歐洲議會上說「任何留著鬍鬚的維吾爾族男人，都會送到集中營」。維瓦斯予以反駁，用新疆的照片和訪談，證明這些人在說謊。維瓦斯說：「無論是美國民主基金會、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或者人權觀察這些組織，大量製造新疆種族滅絕的謊言，並且在互聯網上散播。」他說，他出版這本書去揭破這些謊話，也面對很大的壓力。
在這個由美國導演、歐盟配合，對中國新疆制裁的大戲當中，我們見到西方國家的虛偽，她們抓著一個偽命題，因應自己國民的偏見，宣揚中國進行種族滅絕，無視客觀現實。
那些糊糊塗塗地跟著美國的指揮棒、跟從BCI這些組織抵制新疆棉花的品牌，客觀上不但不會幫到新疆維族人，還害了他們。中國的政策是令維族人有一技之長，賺錢脫貧，就不會走上恐怖份子之路。外國叫人制裁維族人在工廠做出來的新疆產品，究竟是在幫助他們，還是為滿足自己的政治私欲，而害了他們呢？
講到虛偽，莫此為甚。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