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快到，今年是《港區國安法》後首個六四，令人關心是否有人會出來以身試法。
支聯會副主席何俊仁因10.1非法集會案判入獄14個月，《明報》在何俊仁收押前訪問了他。何認為，2014年佔中後，中央未有大幅改變對港政策，「那時候，大家和理非，中央未反面的」；至前年的社會運動、區議會選舉變天，「它不忍你了…..小朋友不認識時代局限，其實對共產黨是欲速不達，不可以用暴力，要用和理非……我們不贊成暴力，但後生仔不喜歡我們這樣說，所以到最後我們都要付代價，整體的代價，這就是大時代」。
有意見指支聯會的「5大綱領」中的「結束一黨專政」涉嫌違國安法，何俊仁就話： 「我們如何顛覆國家呢？我們做了那麼久的事，不是用非法手段去顛覆你的制度，我們也沒這能力」。他重申支聯會的「5大綱領」，旨在以憲制方式令中國民主化。
細心分析何俊仁的講法，有3點可以評論： 1. 泛民開始領悟到要和暴力割蓆，雖然太遲，但遲到好過無到。2. 他們將2019年的暴力衝動歸結為「後生仔喜歡」，這樣既無視當日那場運動的外地勢力的角色，也對這班泛民uncle本身的責任輕輕帶過。年青人永遠衝動，但做人uncle 只懂隨波逐流，沒有倒過來拉住衝動的年青人，uncle們也罪責難逃。3. 何俊仁說的仍然是「建設民主中國」那一套。
我遇然和內地朋友在微信上講起這些問題，提到香港泛民還是想「建設民主中國」，有一個內地法律學者的回應比較尖銳，說你們香港人還想建設什麼民主中國，現在已經是民主中國了。我和他的長篇討論，可以總結出3點：
第一，中國知識界曾經很崇拜西方式民主制度，只是「曾經」而已。1988年末，美國總統布殊首次訪華，邀請異見學者方勵之等人和他見面，就是這種思潮的高峰。最後的幻滅，不是源自六四，而是源於1990年鐵幕瓦解後，沒有一個東歐國家能真正發展起來，全盤西化的理念，慢慢在中國幻滅。如今中國已發展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倒是學習中國模式的越南發展起來，現實證明中國的道路才走得通，才可以令中國富強。
第二，在中國人的土地上，台灣和香港的民主發展，做足了錯誤示範。台灣自2000年民進黨上台，實現政黨輪替後，過去21年，就在政治爭拗中渡過，民進黨死心不息想搞台獨，她的重政治、輕經濟發展路向，將台灣帶上停滯之路。至於香港，搞民主搞出港獨，上街打內地人。到2019年那場暴力騷亂，更令內地人心中香港講文明、講法治的形象，一夜破滅。台灣的「民主」和香港的「半吊子民主」，在內地完全破產。
第三，中國式民主直接為人民謀幸福。西方式民主注重投票參與，中國式民主講求協商，講求人民的真正利益。例如中國要令最後的貧民消失，官員的確有指標，但不是硬來，而是去不斷遊說，甚至出到安排貧民子女上大學，遊說他們從大山裏搬出來。又例如美國抗疫，政客可以因為選票，而不做強硬社區限聚政策，結果美國至今因新冠死亡61萬人，全球第一，而中國只死4970人。一場疫情，更令中國人對自己的制度，充滿自信。
我和這個內地學者討論後，我覺得香港的六四話題，泛民話要「建設民主中國」，現在已經完全過時。以香港實踐民主搞出亂局的失敗經驗而言，實在沒有什麼資格，教中國搞什麼民主。
再講美國，Ipsos調查顯示，拜登政府的信任度只有51%，而加拿大約克大學民調顯示，中國民眾對政府信任度升至98%，而美國又如何可以硬塞美式民主制度給中國人呢？真是不用理中國人民的意願？
簡單結論，和32年前1989年時比較，真的是此一時，彼一時了。我們又為什麼要那樣「好為人師」呢？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