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國安法》生效，坊間仍有一些疑問，例如話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說，散播「太子站打死人」的謠傳也是犯法，這樣會否影響言論自由？我不知道提出這些問題的人，有沒有坐定定去看張曉明7月1日召開的記者會。我可以在這裡具體引述相關內容。
當時英國路透社記者問張曉明，《香港國安法》第29條勾結外國勢力的具體定義是什麼？特別是什麼行為屬於引發對中央政府或香港政府憎恨的行為？
張曉明先講「勾結」，話字面意思就是相互串通幹壞事。在刑法裡面「勾結」就不是一般的幹壞事了，是指幹犯罪的勾當。
他解釋，「引發民間對政府的憎恨」這罪名，香港法的《刑事法》內，原來就有。《香港國安法》只是照抄這條法律。所以，通過造謠，例如「太子站內打死人」，引起人們對政府的憎恨，便觸犯了《香港國安法》。
他繼續講什麼叫勾結罪中的「引發憎恨」。「憎恨」這個詞或者「引發憎恨構成犯罪」這個概念是中央照抄的香港法律。香港現行法律《刑事罪行條例》第9條、第10條規定了引發居民之間的憎恨和引發對政府的憎恨可能構成犯罪的規定。這恰恰體現了國安法制定過程中充分考慮到香港普通法的一些概念和習慣，盡量予以吸收。當然，一般的「憎恨」不可能構成犯罪。這裡的「憎恨」明確規定了可能造成嚴重後果才可能構成犯罪。
張曉明接著舉個例子，說如果通過造謠的方式引起全社會對政府的某種仇恨，「類似於去年修例風波中我印象比較深的，突然有人造謠說香港太子站發生打死人事件，把社會不滿情緒集中指向香港警方，這就是犯罪。」
張曉明本身是內地的刑法專家，也很熟悉香港法律。他這樣回應，客觀上向路透社記者打臉，等於問該記者，「引發憎恨」這罪行早在英國管治香港的時代已存在，為何你好像毫不知情，以為是新發明呢？
要討論相關問題，先要看看有關法律。香港《刑事罪行條例》第9條「煽動意圖罪」的（c）引起對香港司法(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的憎恨、藐視或激起對其離叛和（d）香港居民間的不滿或離叛，就是一樣的「煽動憎恨」概念。換句話說，在現行法律下，若有人蓄意散發「太子站打死人」的假消息，引發市民對警察的憎恨、對政府的離叛，已屬犯法。過去只是政府不敢告，而不是沒有法律不能告。
至於《香港國安法》第29條，為勾結外國或外地，定義了五種犯罪行為，第一是對國家發動戰爭或者威脅對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造成危害；第二是對嚴重阻撓特區或者中央政府制定和執行法律政策，並可能造成嚴重結果；第三，對特區選舉進行操控；第四，對特區及中央政府制裁；第五，通過各種非法方式引發對特區政府或中央政府的憎恨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所以，張曉明並非憑空說散播「太子站打死人」謠言是犯法，而是基於《香港國安法》第29條而作出的評論。
就是否犯法問題以下有三種情況，一、不知消息是假去散播。如果你相信網上傳聞說「警察在太子站打死六個人，並將其家屬百多人一併滅了口」的話，你當然會覺得《香港國安法》以言入罪，講「真話」也是犯法。問題是，這個城市傳說雖然有很多人相信，但顯然是一個謊言。不過你可能有輕微的犯罪行為，卻沒有犯罪意圖，在現行法例或在國安法下皆不犯法。
二、散播假消息並發動非法抗議行動。如果你以「太子站內打死人」為由，大力散佈「黑警死全家」這類的仇警信息，並號召人們包圍旺角警署，，我覺得你要小心了，因為你已犯了煽動意圖罪。這不存在《港區國安法》有沒有追溯力的問題，因為這法例已存在了幾十年，你若在去年犯上了相關罪行，政府仍然可以追究起訴。
三、若你收了外地政府的錢，蓄意散佈「太子站內打死人」的假消息，叫人包圍旺角警署，目的是想污衊警察，令到市民憎恨政府，就顯然觸犯了《香港國安法》了。這包括了幾個元素：勾結外地、通過非法行為、引發憎恨、有嚴重後果。《香港國安法》其實對罪行元素，作了清晰描述。
無論是現行法律也好，《港區國安法》也罷，相關的規定其實已寫得很具體。你不去理解，卻人云亦云，胡亂作出批評，還理直氣壯地繼續散佈謠言，製造對警察的仇恨，令人憎恨政府，想把政府推翻，這已是典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去年沒有制止，不等如現在不可以制止了。
盧永雄
「第二代美國隊長」馬俊文最近向懲教署署長申請減免刑期被拒，向法庭提出司法覆核，最後亦被否決。
根據《監獄規則》的修訂，懲教署署長認為沒有證據令他信納減免馬俊文刑期不會不利於保護國家安全，無法確定提早釋放馬俊文，他會否再次觸犯國家安全罪行，所以拒絕減免他的刑期。而國安法指定法官李運騰經考慮後，認為不存在程序不公，駁回覆核。
前港大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現已移居英國，他在報章上撰文，評論「第二代美國隊長」司法覆核案。文中亦引述犯人馬俊文的心理評估報告，指犯人性格內向，缺少朋友，生活單調，亦沒有明顯的生命目標，但沒有任何重大的心理或學習困難。至於對所犯的罪行，馬俊文沒有明顯的悔意，亦曾在獄中寫上具煽動性的標語，因此被隔離數月。在他向署方申請的申述中表示，「我明白到現今香港的環境已無法反抗，惟有接受現實」。
陳文敏評論說，若考慮條件是可否有足夠證據顯示馬俊文提前獲釋「會不利國家安全」，他認為對馬俊文較中肯的評估是，這些證據模稜兩可，未必能確立這樣的結論。然而在《港區國安法》下，考慮條件是這些證據是否足以排除囚犯若獲減刑會「不會不利於國家安全」，將問題變成一個負面的條件，結論便完全改變，這是令人感到不公的地方。
可以從幾個角度分析有關問題。
第一， 概念的扭曲。懲教署署長根據犯人在獄中的行為，判斷他出獄後有沒有重犯的可能性，決定是否酌情給行為良好的服刑囚犯提早假釋，這是一個行政當局的酌情權，並不是囚犯不可侵犯的權利，但是反對派就將觀念扭曲，把政府酌情權看成囚犯權利。在《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訂立之後明確規定，如某囚犯是因被裁定犯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而服刑，則除非懲教署署長信納提早釋放該囚犯，不會不利於國家安全，否則不得將該囚犯的個案轉介予監管釋囚委員會考慮。改例後惹來觸犯這些案件犯人的挑戰。
早前在刺警案中帶領默哀的港大學生會評議會主席張敬生，服刑時並未獲得提早假釋，就向法庭申請人身保護令。人身保護令是防止個人被非法或無理羈留。在張敬生案中，最後法庭拒絕申請，維持行政當局不准許張敬生提早假釋的原判。這都是法庭對這種扭曲概念的明顯否定，不能夠將行政當局提早釋放囚犯的酌情權，扭曲成為囚犯不能被侵犯的提早獲釋權利。陳大教授的評論，也跟循同一的扭曲思路演譯出來。
第二，維護國家安全的需要。在馬俊文案中，法官的判詞亦明確指出，《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對《監獄規則》和《監獄釋囚條例》等法例作出的修訂，其立法意圖是對被裁定觸犯國家安全罪行的囚犯，是否可以獲得提前釋放（在勤奮和良好行為的條件之上），施加更為嚴格的條件(不會不利於國家安全)。法庭認同相關修訂是為了維護國家安全和保護公眾。
換言之，由於維護國家安全相當重要，因此要立例特別指明，要確保觸犯國安罪行的囚犯不會有重犯的機會，才可以提早釋放。以馬俊文案為例，他在獄中寫上具煽動性的標語，如提早釋放在假釋期再次觸犯國安全罪行的可能性相當高，即使用普通常識去判斷，亦絕對不是陳文敏所說的，馬俊文提早釋放會不利國家安全的證據是「模稜兩可」了。
第三，概念清晰。陳文敏指「國家安全是一個相通籠統的概念，在今天幾乎是無所不包，在街上派發傳單或喊口號的犯人，和一些強姦或恐襲導致多人受傷的人相提並論，這就是《港區國安法》與公民社會格格不入的地方。」如果這些說話是出自一個法盲之口，尚可以理解，但是出自一個法律大教授之口，就有少少欺騙觀眾了。在街上派發傳單喊口號，煽動人顛覆政府，其危害極其嚴重，雖然難以量化究竟是這些人危險些，還是一個強姦犯危險些，但是肯定兩種罪犯都具有高度危險性，一個對國家安全有危險，一個對中人身安全有危險。
法庭在馬俊文案的判詞中指出，囚犯獲提早釋放是否「不會不利於國家安全」，這一個標準既不模糊也不任意；相反地，該標準具足夠精確和確定性，能夠為囚犯提供充分的指引，讓他們知道在監獄中應如何行事才能有機會獲得提前釋放。法庭確認了懲教署署長的決定合法合理。
至於陳文敏說國家安全是一個相當籠統的概念，這個講法亦只是一種法盲的觀點。在《香港國安法》和《維安條例》當中，已經列出各種罪行，既不籠統亦不含糊，法庭並不是隨意就可以判定一個人違反國安。胡亂地指責法律含糊，只是對法律毫無常識的人的市井評論，出自一個法律學院大教授之口，就顯得有些低俗了。
第四，應該逃離英國。陳大教授所住的英國，其國安法律比香港更加嚴厲，特別是其「外國人登記制度」更是香港所無。在今年的英國暴亂當中，英國法庭亦都快審快判，將一些在網上很簡單地發帖評論事件的人判刑，例如35歲的奧羅克（Wayne O’Rourke），他在社交平台X上發發帖呼籲群眾上街，就因煽動被判入獄3年。不知陳大教授會覺得英國這些法例和判決會否和公民社會格格不入？若然如此，他就不應該只逃離香港，亦應該逃離英國，浪跡天涯，去尋找他理想的公民社會了。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