螞蟻集團在上市前一刻，被內地監管機構叫停。上海證券交易指螞蟻集團「所處的金融科技監管環境發生變化，可能導致螞蟻集團不符合上市條件或披露要求，故暫緩螞蟻集團上市。
一切矛盾在螞蟻創辦人馬雲的一篇演講，浮上水面。10月24日，在上海外灘金融峰會上，馬雲發表演說，重點可簡單總結為：一、內地銀行借貸是「當舖思想」，要有抵押或擔保才放貸。二、應該取代金融業的當鋪思想，改靠互聯網的信用體系，以大數據為基礎，判定借貸者的信用。三、他對國際銀行界的巴塞爾協議的風險管制大肆批評，認為全世界只講風險控制不講發展。巴塞爾就像一個老年人俱樂部。總的來說，馬雲這個惹火演說，焦點是反對對互聯網金融業進行傳統式的監管。
就在馬雲發言後不久，中國央行旗下的報章《金融時報》火力全開，從10月31日開始一連三日，轉發多篇署名評論文章，點名螞蟻集團透過所謂最具創新的方式，除了經營支付之外，還吸收存款、發放貸款、代銷金融產品和保險業務，由支付寶這家非銀行的支付機構，偏離主業，擴張為金融服務平台，成為全世界混業程度最高的機構。文章直指科技巨頭這種混業經營模式，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
隨後情況急轉直下，11月2日4個監管部門緊急約談螞蟻集團的高層。同時，內地監管機構出台《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徵求意見稿，提出網上小貸公司在單貸款中，小貸公司出資比例不得低於30%。個人單戶網絡小額貸款原則上不得超過30萬元。結局是上交所叫停螞蟻上市。
對事件的最簡單解讀，見到螞蟻集團上市已經轉入直路，不信管理層會叫停上市得罪股民，馬雲這個大嘴巴膽氣壯了，就公然發言拒絕監管。結果激怒了管理層，叫停螞蟻集團上市。
不過，想深一層，內地要草擬監管網絡小額貸款文件，並非一日可成，而是經過長期的醞釀和籌備。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前重慶市市長、中國國際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黃奇帆在去年8月已經表示：馬雲的小額借貸公司的幾千億元「花唄、借唄，錢從哪裏來？」他指馬雲用30億元資金搞出3000億元的放貸，放大了100倍，只是高槓桿放貸。
其實，螞蟻集團對中國金融業隱藏的風險不單是混業經營，還包括「借貸資產證券化」問題。銀行收到存款再轉借出去，要扣減存款準備金率，經幾重轉借之後，就不能夠再借，但螞蟻集團屬下的借貸公司貸款之後馬上將貸款證券化，在市場上轉賣出去，透過複雜的設計令到轉貸的過程之中，貸款額不會減少，做出黃奇帆所謂的30億資本放出3000億資本的驚人狀況。這種做法雖然十分創新，與槓桿率異常巨大，性質與2008年美國的次按危機有點相似。
你可能會問，既然螞蟻集團有這樣的風險，為何還容許其上市？螞蟻集團作為一家在內地創科板上市的公司，本來容許其業務具有風險，關鍵是在於披露。另外內地的監管機構顯然是擔心螞蟻集團上市之後籌集巨資，再行以高槓桿放貸，會將風險擴大，所以早已部署加強監管。如果螞蟻集團一方面接受監管，另一方面對投資者適當披露，本應不阻礙其上市進程。但馬雲似乎要與管理層對賭，以金融創新為名，公然反對接受監管。結果賭輸了。
這件事正好是五中全會決定的最佳詮釋。全會就5年規劃，1、強調中央的領導和系統謀劃。2、強調要做好頂層設計。3、強調處理好發展與安全的問題。
不受控的網上放貸，全部踩線，中央那能不管。即使對股民而言，任由螞蟻上市炒高50%甚至100%，到知道阿爺會加強監管，股價崩潰，股民更痛。
今次事件，不是簡單的監管風波，而是國家與資本的對撞，輸的通常是資本家。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