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在歐美大爆發，英國本周一新增確診5.9萬個，美國單日新增19萬個，洛杉磯每10分鐘就有1人死於新冠，殮房爆滿殯儀館拒再收屍。西方抗疫亂了手腳，事先完全想像不到會出現這種敗局。
中國《青年網》訪問了英國學者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談到西方國家，特別是英國抗疫的「災難性的失敗」。他形容這是一個「衰落的、固執的、封閉的文明的故事」。他說新冠疫情是對所有國家的一次巨大考驗，它考驗著每一個政府和社會的能力。有一些國家表現得非常優異，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國。而對於西方世界，情況完全相反。
馬丁雅克形容西方政府缺少明確的領導，便出現了「搖搖效應」：封城 — 解除封城 — 情況惡化 — 再次採取行動 — 收緊政策但是還不能控制 — 情況進一步惡化……他認為西方徹底失敗了。
馬丁雅克分析，英國等西方國家，經歷了這次災難性失敗，主要有兩大原因：一是政府的治理能力問題，二是文化因素。
以英國為例，政府的治理能力出問題，根本沒有搞清楚抗疫的目標：A）沒有清零的戰略目標；B）在拯救生命和拯救經濟上猶豫不決。
據他的觀察，整個西方世界最沒有搞清楚這個問題，其實中國早已給出一個明確答案：拯救人民生命是最優先的，做不到這一點，經濟就無法保存。核心的選項是消滅病毒，拯救生命。他說，若做一個民調，絕大多數老百姓都會同意救人為重，但西方國家卻無視這種訴求。
在文化因素方面，有西方政府及人民兩個層面。A）政府層面是自身的驕傲。英國人對政府的表現失去了信心，但英國政府卻仍沉醉於帝國時代的過往，幻想自己仍是世界最頂尖的國家，例如大肆吹噓英國是全世界第一個批准使用輝瑞疫苗的國家。英國即使進入了這個「抗疫慢性失敗」的時期，英國領導仍然強調「我們戰勝了這個」、「我們戰勝了那個」。馬克雅丁認為，英國政府高層，「就像一個誇誇其談的小學生。」
B）民眾越演越烈的個人主義亦影響了抗疫。西方的民眾認為政府的防疫措施影響了個人自由，政府在濫用權力。問題是各國政府缺少明確的領導，沒有清楚告訴國民，他們需要這些抗疫措施。
馬克雅丁說，英國和西方的情況，令他非常沮喪、非常消沉。而疫情已經造成根本性的損害，在歐洲，不僅是英國，包括法國、意大利等國家，到2020年末，經濟規模比年初縮水了10%，而經濟要恢復到最初的狀態，可能需要5年甚至更長。對英國的窮人而言，他們的生活水平可能無法回復2008年金融危機前的狀況。美國經濟的萎縮沒有那麼嚴重，大約4%至5%左右，但亦受到重創。
馬克雅丁認為，在這場疫情中，世界領導者角色已經向中國轉移。中國無疑會變得更加強大。
馬丁雅克和他的著作《當中國統治世界》。
在這裡順帶提提馬丁雅克的背景，他在劍橋大學取得博士學位，是一名英國左派學者。在2009年，他寫了《當中國統治世界--天朝的興起與西方主導的終結》一書，預視了中國的崛興。馬丁雅克的特別觀點是當時西方看中國，還是集中在經濟方面的時候，但他認為經濟起飛只是中國成為全維度強權中的一維，而且只是前奏曲。在道德判斷標準、意識形態標準、人性解讀模式、甚至人類終極生活型態的道路等形而上方面，中國影響力將越來越大。
從馬丁雅克的背景，不可以把他簡單地看成是一名中國通或者親華學者，正好相反，他未必親華，只是見到西方主流世界看不到的事情而已。
看馬丁雅克對英國和西方世界的批評，是有些似曾相識呢？香港曾經是英國殖民地，從某個文化意義上來說，香港也是英國的縮影。而「沉醉以往、忘記學習」，是這種心理的典型。
在抗疫上，香港很多時都好像「一個誇誇其談的小學生」，一開始就拒絕中國內地的抗疫方法，但自己又就做得馬馬虎虎，同樣出現那種上上落落的「搖搖效應」，讓疫情慢慢滑落到一個失控的境地，對經濟、對民生造成難以挽回的衝擊。
期望2021年香港可以開放胸懷，多些學習成功的抗疫經驗，跳出西方那種自我封閉的思維陷阱。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