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手何韻詩之前在2014年佔中示威和2019年協助反對派35+宣傳，本來已有違法之嫌，但藝術中心壽臣劇院，早前還租場給她搞演唱會，自然備受批評。
最新消息是何韻詩在Facebook表示，在8月31日收到香港藝術中心以場地租借合約之條款22(c)為由，臨時取消9月6日至12日租用壽臣劇院表演場地的預訂。
租借合約22(c)指，「租場人士如不符合約條件，或公眾秩序或公眾安全可能在表演時受到影響，經理人可以在不通知的情況下，取消租約，停止租用場地。」
何韻詩反指，藝術中心並沒有提供任何證據及解釋，說明表演在哪方面觸犯此條款。她引述藝術中心回覆指：「藝術中心管理層有責任緊遵相關法例及關注近期社會的發展情況。」
何韻詩堅決反對有關決定，表示無法認同，稱仔細檢視過是次演出的內容以及已公佈的宣傳資料，當中絕無危害公眾秩序及安全，以及觸犯法例的可能性。
她表示：「在無法解釋的突變和紅線下，尚未成為的Show，不受場地所限的網上直播，將如期於9月12日晚上8時進行」。
何韻詩在網上直播和在壽臣劇院表演，主要分別是開實體演唱會收到入場費而已。若她的本意是純粹分享音樂，網上直播或許效果更佳。
藝術中心取消何韻詩訂場，惹起一點爭議：
1. 何韻詩過去行為未被起訴，為何取消她的訂場？未起訴不等如不起訴，特別是在2014年佔中最後一天，何韻詩在示威現場被捕，她參加未經批准集結的行為相當明顯，當時政府不敢、不想起訴，不等如今天政府不敢、不可起訴。
2. 為何取消涉嫌違法人士搞公眾活動？關鍵是要防範風險。藝術中心租出場地，有場主的責任，確保活動舉行時公眾秩序或公眾安全不會受影響，確保活動不會違反法律、例如《港區國安法》。試想如演唱會變成一場違反《港區國安法》的活動，場主可能有「協助及教唆」觸犯《港區國安法》的責任。
另外若現場起了衝突，警方到場執法，有人受到人身傷害，參加者可能可以起訴場主明知何韻詩有涉嫌法的往績，為何仍容許她租場？
2016年6月法國化妝品牌「蘭蔻」（Lancôme）的香港分公司本來想為何韻詩搞一場小型音樂會，但引起香港網民反彈，指何涉嫌違法佔中，為何要支持她搞演唱會。最後「蘭蔻」取消那場音樂會，除了怕影響生意之外，也是規避法律風險的行為。
3. 政府機構開始揸正來做。過去遇到這種情況，政府部門也好，公營機構也好，會一句話「我按規矩租場給何韻詩」，之後就闊佬懶理，即使有反對聲音，都不會採取行動。但如今時宜世易，相關機構都提高警覺，揸正來做了。
4. 最後有人會問，為何政府要搞到這樣嚴？這是一個政治判斷，政府好軟，對家會否停手呢？還是政府一縮，對方又會重新湧出來呢？
樹德務滋，除惡務盡，古有明訓了。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