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政制後首場立法會選舉結束，投票過程順利，首先就沒有2019年11月區議會選舉那種街頭暴力的干擾，其次也沒有過往激進派當道時極度惡意的人身攻擊，終於有一場冷靜而理性的選舉。
以截至晚上9:30的投票率29.3%計，今屆選舉投票率30.2%。我在選前撰文話，本屆選舉的投票率是23%至30%，最終結算略優於預期，相信和官方機構最後催谷動員有關。
上屆2016年立法會選舉投票率是58.3%，不要忘記那次是2014年佔中後首場重要投票，已開始有反對派和建制派對決的味道，推高了投票率。再往回看，2012年立法會選舉投票率53.1%，這算是比較正常的立法會選舉投票率，今屆投票率和2016年投票率有一定的差距，主要源於激進派被新制度拒諸門外，令激進選民投票的意願下降。
可以有一個猜想，假設建制派和反對派選民是43%對57%之比，再假設建制派選民的投票率是53.1%的話(由於選情沒有2016年激烈，較像2012年)，即今次投票的選民有22.8%支持建制派，9.7%支持反對派。換句話說，當支持反對派的激進選民大減後，還有30%以上投票率，已算不俗。
老實說，香港搞的只是城市級選舉，不是國家級選舉，外國的地方選舉，投票率也只是10多至30%，畢竟城市級選舉不是決定國家前途攸關的大事，只是決定城市的政策和管理，政治化程度較低，關注度自然亦較低。
美國市長選舉投票率。
以美國市長選舉為例，由最低的德州沃斯堡市只有6%投票率，較出名的內華達州拉斯維加市亦只有9%，到最高的佛羅里達州布雷登頓市有47%，美國市長選舉只有10多至20%投票率所在多有，也不見得選出來的市長沒有代表性。況且市長已有一定權力，不是如市議員只有監察功能，也只有這種投票率。所以若非十分政治化，一個城市級選舉的投票率只有30多%並不出奇，倒反是香港過去越來越政治化，所以投票率不斷上升而已。
若然必定要二選一，一種情況是投票率較高但選舉激動而且政治化，另一種情況是投票率較低而選舉理性並且非政治化，我會選擇後者，認為這樣比較貼近民主制度的設計原意。
香港《國安法》生效4年多，本地政治局面穩定下來，很快又生出一種變相的「大和解論」。
10月初，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接受訪問，建議政府宣布不再處理6000多個因為2019年示威而被捕的人士，認為若果證據不足，可以公布不再處理，「為件事劃一條線」。他又認為，為了顯示香港仍然多元化，特區政府應該鼓勵團體集會。又建議政府舉辦大辯論，以顯示社會氛圍仍然鼓勵多元討論。
張炳良的言論，和回歸20幾年來建制派曾經流行的「大和解論」，同出一轍。認為只要阿爺和反對派和解，香港就可以求得穩定。這種言論曾經一度很有迷惑性，甚至不少建制陣營的精英，亦支持這種論調，因為說到底，很多人都想做好人，想政治正確，不想做惡人，不想打仗，所以成為「大和解論」的支持者，感覺上「大和解派」可以建制和反對派兩種民意兼得。
不過，細思張炳良的言論，特別是公然宣布不處理2019年被捕黑暴分子的建議，等同特赦，並不可取。
第一，香港要重建法治。由1997年回歸開始，香港局面一步步走向混亂，皆因反對派不斷突破法律界線，由違法集會，到非法佔中，再到掟燃燒彈發動暴力抗爭，就是由藐視法治的傾向開始，然後由戴耀廷鼓吹的「違法達義論」將之包裝美化，再由黎智英開動媒體機器廣為宣傳，整個社會的守法氣氛，蕩然無存，最終帶來大亂。
處理這一批數以千計的2019年被捕示威者，由於涉及的人數眾多，搜證工作繁複，加上相當一部分涉事者亦已逃亡海外，政府既要通緝海外逃亡分子歸案，同時又要繼續搜集證據，需時追查疏理。其實處理這些案件的基本原則，就是按香港的法律處理。香港的民事案件有追溯期限，意外傷亡案索償案是3年，錢債案追溯期是6年，土地業權糾紛可以追12年，但刑事案件並無追溯期限，一日未破案，一日都可以追查。
試想一下，如果一個海外流亡人士，當日曾犯嚴重罪行，3、5年之後厭倦了海外的生活，回港投案自首，供認其他涉案的要犯，但如果政府已經公開宣稱那些人已獲特赦，政府如何處理亦相當尷尬，徒惹不尊重法治之譏。正如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除非法律規定有時限，否則只要有證據，特區政府就會作出檢控，這是合符法治原則。
第二，特赦會影響他案判決。現在還有大量當年相關案件仍在審訊，包括「35+」顛覆案並未判刑，黎智英案仍在審訊中，還有大量的重大國安案件正在排期上庭，這種不再追究示威者的建議，背後的和解思想，亦在鼓吹特赦或輕判這些重犯。
看看老牌民主大國英國是怎樣處理暴動罪犯。無論是2011年的倫敦暴動，或是今年的暴力示威，英國都是採取快審重判的方式處理。煽動者在臉書上貼一個帖文叫人去示威，即使示威最後沒有發生，煽動者自己亦沒有出現在示威現場，亦可以被重判3年監禁。惟有依法而治，才不會鼓勵市民將來再進行暴力示威，我們不見英國和示威者和解，為何又要叫特區政府和示威者和解呢？
回歸20多年的例子都已經很清楚說明，「大和解論」其實是「投降主義」的代名詞，姑息養奸只會令政治失控。對並未起訴的示威者，政府可以按香港法律處理，即使調查後在現階段未夠證據起訴，撤消被捕者的保釋要求，將來如果找到新證據，仍然可以繼續起訴。要培養香港的守法精神，當然對事件中的首惡，更加不可以輕輕放過。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