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政制後首場立法會選舉結束，投票過程順利，首先就沒有2019年11月區議會選舉那種街頭暴力的干擾，其次也沒有過往激進派當道時極度惡意的人身攻擊，終於有一場冷靜而理性的選舉。
以截至晚上9:30的投票率29.3%計，今屆選舉投票率30.2%。我在選前撰文話，本屆選舉的投票率是23%至30%，最終結算略優於預期，相信和官方機構最後催谷動員有關。
上屆2016年立法會選舉投票率是58.3%，不要忘記那次是2014年佔中後首場重要投票，已開始有反對派和建制派對決的味道，推高了投票率。再往回看，2012年立法會選舉投票率53.1%，這算是比較正常的立法會選舉投票率，今屆投票率和2016年投票率有一定的差距，主要源於激進派被新制度拒諸門外，令激進選民投票的意願下降。
可以有一個猜想，假設建制派和反對派選民是43%對57%之比，再假設建制派選民的投票率是53.1%的話(由於選情沒有2016年激烈，較像2012年)，即今次投票的選民有22.8%支持建制派，9.7%支持反對派。換句話說，當支持反對派的激進選民大減後，還有30%以上投票率，已算不俗。
老實說，香港搞的只是城市級選舉，不是國家級選舉，外國的地方選舉，投票率也只是10多至30%，畢竟城市級選舉不是決定國家前途攸關的大事，只是決定城市的政策和管理，政治化程度較低，關注度自然亦較低。
美國市長選舉投票率。
以美國市長選舉為例，由最低的德州沃斯堡市只有6%投票率，較出名的內華達州拉斯維加市亦只有9%，到最高的佛羅里達州布雷登頓市有47%，美國市長選舉只有10多至20%投票率所在多有，也不見得選出來的市長沒有代表性。況且市長已有一定權力，不是如市議員只有監察功能，也只有這種投票率。所以若非十分政治化，一個城市級選舉的投票率只有30多%並不出奇，倒反是香港過去越來越政治化，所以投票率不斷上升而已。
若然必定要二選一，一種情況是投票率較高但選舉激動而且政治化，另一種情況是投票率較低而選舉理性並且非政治化，我會選擇後者，認為這樣比較貼近民主制度的設計原意。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