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歲的英女王駕崩，她的一生，見證了大英帝國散射的餘暉，她本人就是一部活歷史書。
1952年，年僅26處的伊利沙伯二世即位。她的就職典禮首次以電視直播，她的加冕禮服，仍然代表著大英帝國無遠弗屆的領土。按她的指示，加冕禮服繡上英格蘭的都鐸薔薇、蘇格蘭的薊、威爾斯的韭蔥、愛爾蘭的三葉草、澳洲的金合歡、加拿大的楓葉、新西蘭的銀葉蕨、南非的海神花、印度和錫蘭的蓮、以及巴基斯坦的小麥、棉花等各地代表性的植物，顯示帝國橫跨歐、亞、非洲。不過，二戰令英國負債累累，這個「日不沒國」，正走向衰落。
英女王任內歷經15個首相，她任上的第一個首相，就是威名鼎盛的邱吉爾。邱吉爾領導英國在二次大戰慘勝。英國雖然打贏了仗，但陷入了饑餓和貧困當中。就在1945年，英國保守黨在大選中落敗，邱吉爾成為反對黨領袖。1951年邱吉爾再度當選首相，次年就遇上新登位的女王伊利沙伯二世。
一個78歲的老政客遇上一個26歲的年青女王，這一幕，在Netflix的《王冠》劇集中重現，現在看起來仍然別有味道。當年的女皇伊利沙伯二世已經表露出強悍的作風，對邱吉爾亦非言聽計從。
二戰之後，英國國力衰敗，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英國的殖民地紛紛獨立。英女王幫助組織英聯邦，想維持英國與獨立後殖民地的特殊關係，但亞、 非、拉的前殖民地國家，多數不賣賬。英女王多次出訪，去拉攏這些國家的關係，最兇險的一次，可算是1961年去非洲西部國家加納訪問。加納當時已經獨立，總統恩克魯瑪取代了英女王，成為加納的國家元首。英女王出訪之前，已盛傳恩克魯瑪可能會被行刺。當時英國的首相是麥美倫忠告英女王不要出訪該國，但是，英女王為了維持與殖民地的關係，堅持出訪加納，還與恩克魯瑪共舞。英女王深明作為國家元首的作用，希望透過親和的訪問，可以維繫已十分脆弱的前殖民地關係。麥美倫後來回憶說，女皇伊利沙伯二世十分堅決，而且敬業樂業。
但大英帝國的沒落，並非可因個人的意願而轉移。只有少部份白人為主的前殖民地，願意和英國保持特殊關係，例如加拿大、澳洲和新西蘭。不過到了70年代，英國進一步衰落，加拿大和澳洲都出現反對英國領導的舉措。加拿大於1982年通過將憲法的修改權，由英國議會轉移到加拿大議會，英國和加拿大的特殊憲政關係正式終結。澳洲則在1986年收回終審權，至此，英國樞密院不再對澳洲行使司法終審權，這個權力交回澳洲的高等法院。澳洲和英國的特殊關係，亦告終結。
當然，更大的事件是1997年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香港這顆英聯邦內的最後明珠，終於脫落。
伊利沙伯二世終其一生，運用其超凡的堅忍和高強的能力，勉強維繫著這個搖搖欲墜的英聯邦。她駕崩之後，兒子查理斯接任王位，也將代表著英國王朝徹底沒落。今年4月，加拿大的民調顯示，55%的受訪者表示，只要英女王還活著，會支持君主立憲制，由英王作加拿大君主，但到查理斯國王執政後，支持率跌到34%。今年6月，澳洲的共和國事務助理部長齊索斯威特說，雖然英女王一直以來是「夢幻般的君主」，但澳洲已經足夠成熟，任命自己的國家元首，來取代查理斯陛下。
伊利沙伯二世的一生，見證著大英帝國由盛轉衰的歷史。而歷史有如滾滾洪流，不會因個人的意願而轉移。
盧永雄
香港《國安法》生效4年多，本地政治局面穩定下來，很快又生出一種變相的「大和解論」。
10月初，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接受訪問，建議政府宣布不再處理6000多個因為2019年示威而被捕的人士，認為若果證據不足，可以公布不再處理，「為件事劃一條線」。他又認為，為了顯示香港仍然多元化，特區政府應該鼓勵團體集會。又建議政府舉辦大辯論，以顯示社會氛圍仍然鼓勵多元討論。
張炳良的言論，和回歸20幾年來建制派曾經流行的「大和解論」，同出一轍。認為只要阿爺和反對派和解，香港就可以求得穩定。這種言論曾經一度很有迷惑性，甚至不少建制陣營的精英，亦支持這種論調，因為說到底，很多人都想做好人，想政治正確，不想做惡人，不想打仗，所以成為「大和解論」的支持者，感覺上「大和解派」可以建制和反對派兩種民意兼得。
不過，細思張炳良的言論，特別是公然宣布不處理2019年被捕黑暴分子的建議，等同特赦，並不可取。
第一，香港要重建法治。由1997年回歸開始，香港局面一步步走向混亂，皆因反對派不斷突破法律界線，由違法集會，到非法佔中，再到掟燃燒彈發動暴力抗爭，就是由藐視法治的傾向開始，然後由戴耀廷鼓吹的「違法達義論」將之包裝美化，再由黎智英開動媒體機器廣為宣傳，整個社會的守法氣氛，蕩然無存，最終帶來大亂。
處理這一批數以千計的2019年被捕示威者，由於涉及的人數眾多，搜證工作繁複，加上相當一部分涉事者亦已逃亡海外，政府既要通緝海外逃亡分子歸案，同時又要繼續搜集證據，需時追查疏理。其實處理這些案件的基本原則，就是按香港的法律處理。香港的民事案件有追溯期限，意外傷亡案索償案是3年，錢債案追溯期是6年，土地業權糾紛可以追12年，但刑事案件並無追溯期限，一日未破案，一日都可以追查。
試想一下，如果一個海外流亡人士，當日曾犯嚴重罪行，3、5年之後厭倦了海外的生活，回港投案自首，供認其他涉案的要犯，但如果政府已經公開宣稱那些人已獲特赦，政府如何處理亦相當尷尬，徒惹不尊重法治之譏。正如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除非法律規定有時限，否則只要有證據，特區政府就會作出檢控，這是合符法治原則。
第二，特赦會影響他案判決。現在還有大量當年相關案件仍在審訊，包括「35+」顛覆案並未判刑，黎智英案仍在審訊中，還有大量的重大國安案件正在排期上庭，這種不再追究示威者的建議，背後的和解思想，亦在鼓吹特赦或輕判這些重犯。
看看老牌民主大國英國是怎樣處理暴動罪犯。無論是2011年的倫敦暴動，或是今年的暴力示威，英國都是採取快審重判的方式處理。煽動者在臉書上貼一個帖文叫人去示威，即使示威最後沒有發生，煽動者自己亦沒有出現在示威現場，亦可以被重判3年監禁。惟有依法而治，才不會鼓勵市民將來再進行暴力示威，我們不見英國和示威者和解，為何又要叫特區政府和示威者和解呢？
回歸20多年的例子都已經很清楚說明，「大和解論」其實是「投降主義」的代名詞，姑息養奸只會令政治失控。對並未起訴的示威者，政府可以按香港法律處理，即使調查後在現階段未夠證據起訴，撤消被捕者的保釋要求，將來如果找到新證據，仍然可以繼續起訴。要培養香港的守法精神，當然對事件中的首惡，更加不可以輕輕放過。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