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職工盟總幹事李卓人妻子鄭燕娥，在3月9日在赤柱監獄外，被警方國安處拘捕。鄭燕娥涉嫌觸犯《港區國安法》當中的「勾結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李卓人夫婦之前所屬的職工盟於1990年創立，是香港最大的工會組織之一。2021年6月底，《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職工盟於同年10月，召開委員會大會，宣佈通過解散。
在2021年9月中，《大公報》指鄭燕娥出任董事的「亞洲專訊資料研究中心」，自1994年起，收取了美國、德國、挪威等國家的組織合共成1.18億港元資助，以支持亞洲勞工運動。當時亞洲專訊研究中心發表聲明，指中心關注亞洲各國勞工權益，不從屬任何本地或海外機構，完全獨立運作。但中心有感於在港運作有壓力，因此由同年9月開始停止在港運作。
「亞洲中心」的澄清，主要是說她並不從屬任何海外機構，但並沒有澄清有否收取了西方組織合共1.18億港元。當時《大公報》詳細報道「亞洲中心」的幕後資金來源，《大公報》發現「亞洲中心」98%的收入全靠外國基金撥款。它的最大金主是美國福特基金會和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屬下的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ACILS）。
2019年反修例事件爆發時，「亞洲中心」獲得的境外資金是25年來最高，達到860多萬元，而最大金主美國團結中心，亦比起以往的撥款高出一倍，高達440多萬元。
鄭燕娥是否違反《港區國安法》，尚需警方查證。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是，香港的工會應否收受大筆外國政府相關組織的捐助。雖然「亞洲中心」說自己是獨立運作，但吃人嘴軟、拿人手短，當一個機構98%的收入都是來自外國組織的捐助時，自然會受那些捐助組織操控。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多年來一直大力推動各種類型的顏色革命，推翻那些與美西方不友好的政權。蘇聯鐵幕瓦解的序章由波蘭團結工會運動開始，工會是顏色革命的其中一個主要推手。香港工會組織如果長期受有政府背境的外國機構資助，其獨立性令人存疑。
2019年香港的街頭暴亂爆發期間，這些外國機構特別增加資助，更令人極度懷疑，香港自回歸以來一波又一波的街頭運動，究竟背後有多少是外國勢力在推波助瀾？
如今中美矛盾加劇，美國自揭底牌，要以美國利益為優先。香港的工會、政團，在接受外國資助之前都要三思，自己是否已被利用為棋子，在香港推動顏色革命。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