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智庫公佈2019年全球生活成本指數，香港上升3位， 與法國巴黎和新加坡並列全球榜首。指數以紐約市的生活費100點 作為基點，香港、新加坡和巴黎高了7%，可見香港消費之貴， 生活之難。
圖: 經濟學人智庫2019年全球生活成本指數。
早前參加一個財政預算研討會， 大多數的發問者都抱怨香港什麼都短缺，勞工短缺、土地短缺， 搞到營商成本很貴；打工仔則抱怨人工雖然加了一些， 但遠追不上生活費增加，特別是樓價貴得驚人。其實， 我們感受到的費用上升，核心推動因素是樓價和租金超貴。 以茶餐廳為例，租金就佔了總成本4成以上，就算餐廳不斷加價， 也抵消不了瘋漲的租金。
政府在覓地方面中短期沒甚良策，長線解決土地短缺的方法就只有「 明日大嶼」大規模填海計劃。政府周二公佈「明日大嶼」第一期10 00公頃工程造價估計為6240億元，主要在交椅洲填出人工島。 而第二期在喜靈洲的700公頃填海造價，則尚未公佈。
反對派話「明日大嶼」計劃等如「倒錢落海」，然而， 計數並非他們的強項。發展局局長黃偉綸說第一期填海計劃完成後， 可以供應15萬至26萬個住宅單位，當中七成是公營房屋，另外有 400萬平方米商業樓面面積。政府引述測量師學會行估算， 將會建成上限的7.8萬個私人住宅單位，賣地所得預計會有974 0億元至11430億元，若以下限4.5萬個私人住宅計， 預期賣地收益也會有7070億元至8230億元。 而核心商業區全面發展之後，每年可以帶來1410億元的增值， 相等於本地生產總值的5%。 政府這個估算尚未計算七成公營房屋當中， 還有相當部份居屋可供出售，政府也有收益。單看數字，填海之後， 政府賣地及賣樓所得，會明顯高於開發成本。所以， 質疑政府填海是倒錢落海，是只計支出不講收入的批評，難以成立。
其實，反對派如果覺得填海成本6240億太高， 理論上有兩個替代方案。一個是輸入勞工， 香港近年建築成本急升及工程不斷拖延，與本地勞工緊缺很有關係。 現時有人說在交椅洲建1000公頃的人工島， 是當年興建新機場的玫瑰園計劃的四倍， 成本高漲的主要部份是工人工資。當年興建新機場人工島， 政府封閉了整個地區，大量輸入內地勞工在島上工作。 現時政府預計不能大量輸入勞工，造價就變得很昂貴。現時， 在香港建造一方呎樓面的成本要4000元，在隔一條河的深圳， 成本只需400元人民幣。但當你問到工會以至反對派的時候， 沒有人會贊成輸入勞工，和回歸前相比， 如今政治上已不存在大批輸入外勞的選擇。
第二個方法是在市區邊陲地帶的郊野公園用地建樓， 肯定會比在海中心填出一個島便宜很多。在這些地區挑選500至1 000公頃的土地建樓，不用填海， 鄰接市區交通基建也能更快完成，相比填海，成本可能只是零頭，用 240億就開發到1000公頃土地，也可提前10年有樓落成。 問題是，很多反對派都是環保人士，大力反對在郊野公園建樓， 結果政府「一句唔該」就放棄了這個便宜又高效的方法。
這是一個典型的「作繭自綁」的狀況，什麼替代方案都反對， 剩下來的只有既長遠又昻貴的方案。 如果連這個唯一可大規模供應土地的方案都反對， 大家只能夠坐困愁城，不止是這一代人， 連下一代人都要繼續挨貴樓。
有時覺得政客都相當涼薄，滿口仁義道德， 但卻不會為香港這一代或下一代的年輕人打算，還「叻」 到把一些歪理，變成真理， 令年青人反對那些對自己有利的政策方案。香港作繭自綁，已經不是 1.0版，而是2.0版，只比台灣的4.0版好一點而矣。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