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步向死亡，想起我親身經歷的3個與《蘋果》有關的小故事，值得一書。
一、挖角飯局論盡辦報風格。《蘋果》於1995年創刊，以每份2元低價殺入市場，當時的報紙每份賣5元，《蘋果》的低價速銷策略，把全行打得人仰馬翻。《蘋果》創刊3年之後即1998年，其大老闆黎智英約我吃飯，想挖我過檔去《蘋果》。我當時是《經濟日報》的副總編輯，肥佬黎約我到尖沙咀天香樓見面，想請我做《蘋果》財經版副總編輯。他一開口就是銀彈政策，沒有問我多少人工，就說可以出比我當時多三成至到五成的薪金請我過檔。
我對《蘋果》的風格不太認同，本來無心轉工，應約飯局只想探探「敵情」，了解一下肥佬黎的辦報思路。誰知整場飯局，肥佬黎沒有講怎樣去搞財經版，卻用大部份時間去講「風月版」，話風月版不止男人看，女人也看，對谷銷量十分有用。
肥佬黎的辦報原則，只關心報紙大賣，其他一切都不重要。這也印證了《蘋果》一個政治版高層透露的消息，說肥佬黎話，如果97回歸之後，《蘋果》擁護中國共產黨可以銷量大升的話，他會毫不猶豫地去擁共。
人有動物性，也有社會性，而肥佬黎只以讀者是否受落作為原則，他辦報其實是要激發讀者的動物性，搞風月版如是，搞政治版也如是，最後終於搞出大禍。
我吃完飯後，當然回絕了肥佬黎的挖角請求，只覺得《蘋果》這份報紙很不對勁。
二、十則圍之的焚城策略。到了1999年，《蘋果》已搞得相當成功，肥佬黎的左右手周安橋找上門來，想收購《星島》的海外版。我當時是星島的行政總裁，便開門迎客，與周安橋會面。星島無意出售海外版，與周安橋見面只是探探《蘋果》發展海外市場的意圖。肥佬黎的想法很簡單，要麼收購現有的海外華文報紙的網絡，要麼自行經營。商業談判無果，倒是閒聊有趣。
當時肥佬黎開展了另一門網上銷售生意「蘋果速銷」，我不太看好，覺得肥佬黎鬥不贏李嘉誠。當時「蘋果速銷」剛搞了3個月，我問周安橋，肥佬黎如何看待這門生意。周說肥佬黎要大灑金錢，第一個月蝕了2000多萬元。黎智英看完數簿之後大罵「掟錢掟得唔夠」，他們只好加大使錢力度，月蝕超過3000萬元，肥佬黎之後便不再看數簿，蝕得多也不睇不理。
周安橋的講法，印證了我對黎智英營商策略的分析。黎智英的營商手法其實並不高明，只簡單地「掟錢焚燒市場」，也就是《孫子兵法》中的「十則圍之」的入門策略。即遇著弱小或膽小的對手，就用10倍兵力摧枯拉朽地打開市場。例如在1990年肥佬黎創辦《壹週刊》時，香港報館的編採人員一般只有約50人，而《壹週刊）卻有200人，並且用高於市價3到5成的工資四處挖角，以確保報館能夠聘請到最好的人才。此外，還會做大量的市場推廣或低價促銷，從人才、產品質量和推廣，都以「賣大飽」的方式攻入市場。
不過，「蘋果速銷」用這個十則圍之的策略，去圍李嘉誠的百佳，就猶如一腳踢上了硬石頭。由於兩人積怨已久，李嘉誠財雄勢大，就和肥佬黎鬥到底。結果是「蘋果速銷」搞了一年多，蝕了15億元，「蘋果速銷」執笠收場。
說穿了，肥佬黎只是一個有勇無謀的投機家而矣。他遇上比自己強的對手，「十則圍之」的策略不管用，就無後著了。到他要和強大10倍的中共硬踫時，結局早已寫在牆上。
三、阿爺全殲《蘋果》策略早定。在2014年佔中之後，我參與一個與中央官員的飯局，在座有一個加拿大富商的公子。原來，有財經界中間人向加拿大富商兜售整個壹傳媒集團。富商派兒子問中央官員的意見，阿爺的態度是反對他收購《蘋果》，那個加拿大富商亦相當合作，終止了收購洽談。其後見到肥佬黎無論是想出售台灣《蘋果》或者香港《蘋果》，都是「只聞樓梯響，不見有成交」。顯見阿爺已定好策略，即使讓《蘋果》易手是一個簡單答案，但阿爺偏要將《蘋果》往死裡打，要全殲對手，不會讓對手賺錢脫身。
看完這3個小故事，你就會知道肥佬黎搞媒體，不是特別有才，只是以財大氣粗的方式，轟開市場吧了。他初時狙擊政府只為促銷，到玩政治玩上癮，就走上歪路，最後逼到阿爺這個超強出手反制，已不容許他有全身而退的活路了。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