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山東省青島市爆發疫情，主要在一家胸肺科醫院爆發，懷疑是由輸入個案感染了醫院內的人員，病毒在院內散播，累計至少13人確診。事發之後，青島馬上啟動全民檢測機制，對全青島市905萬市民進行檢查。截至週三，已經採樣828萬份，當中有492萬份樣本已經出了結果，暫時未有發現呈陽性個案。青島計劃在5天內完成全民檢測。
歐美媒體對青島如此快速可以做完全民檢測十分讚嘆。美國CNN記者報道青島人非常有序進行檢測，也沒有什麼抱怨，主持人覺得青島的防疫方式十分有效，可惜美國很難做到。
比利時的《最新消息報》報道，中國和西方抗疫的差異是中國的行動非常迅速有力，當發現一個確診病例，政府就立即行動，不會等到出現200、300個病例之後才出手。《最新消息報》稱，歐洲人覺得只出現12、3個新增病例，就對900萬人進行檢測，有點不可思議。然而，這已經變成中國的抗疫的常規做法，是盡量從源頭下手，將疫情控制在最小範圍內，動態清零，阻止一個地方的疫情，對全中國人的威脅。《最新消息報》的主播表示：「或許我們真的可以從中國的快速反應中學到點什麼。」
中國這套抗疫模式確實十分有效，6月在北京、7月烏魯木齊和最近的青島疫情，都可以見到這種快速防控和全民檢測的方式，實現到動態清零，很快便可以把病毒殲滅，社會生活在不足一個月內復常，群眾甚至可以除下口罩進行大型活動，不用像香港一樣，長期受限聚令的困擾，更不會像西方國家一樣出現疫情大爆發。
青島的全民檢測，暫時並無發現新的案例，其實這是成功，而不是失敗的結果。香港早前的全民檢測，用了5億多元(未計阿爺另外津貼的5億元檢測費用)，驗出46個陽性個案，有媒體以簡單除數方式，「計算」出每個檢測出來的呈陽性個案，「成本」要1089萬元，認為不值得云云。
這個想法可以稱為「石頭腦袋計死數」，既無衛生綜合防控意識，也沒有維持城市如何有效運轉的理念。香港維持限聚令多一天，經濟不回復正常，估計一天損失GDP 7億元。如果香港進行強制全民檢測，像青島一樣沒有找出新的案例最好，找出新個案可以動態清零，切斷傳播鏈，經過一段短時間，政府就可以放寬限聚措施。
香港上次普及檢測由於不是強制性，只檢測了178萬人，找出了46個案例，最直接的效果是減少了46個案例在社會上播毒。按未檢測的數字比例去推斷，也顯示了社會上可能仍有過百個潛伏案例沒有找出來。假若香港750萬人都參與強制檢測，就可以將社會上帶病毒者全部找出來，香港就可以快速動態清零，政府就可以解除限聚令，全面與內地不同城市免隔離通關，增加地區之間的人口流動。
如果可以一下子找出社會中的所有潛在帶病毒者，5億元、甚至10億元的檢測成本不是很昂貴，而是很便宜，因為可以免除其後的疫情爆發和禁聚的代價。這就是基本經濟學所講的「機會成本」，不參與全民檢測的人得到微末的個人自由，但社會卻要付出疫情再爆發和長期限制的龐大機會成本。
不強制無法令全民參與。國內已不斷示範全民強制檢測的有效作用，香港其實很應該倣效。特區政府希望老人院舍內的所有人員進行檢測，但據聞檢測率已下降到只有六成多，即有三成多的人員不願意進行檢測。這樣高危的地方，政府依然不實行強制性檢測，容許自由選擇，就大大增加了爆疫的風險。
香港上周出現第三波尾浪爆疫，政府開放了4個地區檢測中心，讓市民自願檢測，總算是一個好的開始。不過，政府的做法仍是畏首畏尾，不敢大力宣傳，便減低了檢測中心能夠找出潛在帶病毒者的機率。
政府應該積極考慮進行強制性的全民檢測，在大力講解全民檢測、動態清零和取消限聚令的好處的同時，還要大力回擊那些政治上的陰謀論，例如所謂盜取香港人的DNA資料的謬論。
要以嚴謹科學的態度抗疫，排除政治干擾，才有機會成功。政府要以清零作為政策目標。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