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與香港

作者：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執行主席

這兩天香港西營盤人流不絕，市民自發到中聯辦悼念江澤民，向他的遺像鞠躬，表達哀思和感謝。

有內地線民看到這樣場面感到意外，他們問：不是說香港人對內地的人和事冷感嗎？不是整天有各種反對的麼？

這些看法似乎仍停留在2019年香港不正常的時期。

香港人對江澤民的印象，有一種“近距離”的親近。

記得香港回歸一周年，江澤民再度到港出席慶祝回歸一周年活動，並落區視察聽取發展新狀況。

當時，許多市民從電台聽到江澤民將到馬鞍山新港城中心商場視察的消息，數以千計的市民，自發地早早來到商場等候。

9點正，只見他從中巴走下來，向市民招手問好，並走入完全沒有安全檢查的人群中，走入人流如織的商場，問小業主生意好不好？

江澤民與市民零距離接觸的畫片，至今仍是經典故事，流傳在許多港人心中。

市民之所以感懷江澤民，應該是有多方面的感愛。

首先，是香港回歸祖國，大家都親耳聽到江澤民親口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從此掀開了香港命運新的一頁。

當天香港下着黑雨，但無法阻擋市民冒雨上街迎接駐港部隊進駐香港，迎接“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新的開始。

其次，香港回歸不久，遇上了亞洲金融風暴，東盟不少國家受到衝擊，經濟嚴重衰退了二十多年。

當時江澤民明確表示，要全力支持香港特區政府，沉著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及內外經濟環境變化帶來的衝擊和影響，團結各界人士，成功擊退金融“大鱷”，維護了香港的經濟繁榮穩定。

再次，在江澤民主政的十多年裡，內地經濟長足發展，國家開放的大門越打越大，取得08年奧運會舉辦權，市民看到江澤民對全國人民感性地講，“我們是驕傲的中國人”，讓香港市民激動萬分。

當1998年夏季遭遇的特大洪澇災害，市民又看到江澤民在一線指揮抗洪鬥爭，激發起香港人的愛國情懷，社會各界掀起捐款救災熱潮，市民的捐款數額，超出了內地捐款總額，成為當時國內的佳話。

由此可見，江澤民對香港、對人民的關懷，讓香港市民充滿敬意，而我們商界的感激之情，還有更深的體會。

第一，是江澤民延續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

在90年代初期，西方國家利用北京政治風波，對我國實施經濟制裁和封鎖，改革開放遇到了嚴重的挑戰。

鄧小平通過“南巡講話”，對內開啟新一波更大力度的改革，對外推動中國融入世界之路。

江澤民承接了鄧小平這一既定發展方向，提出要正確認識和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主張改革是動力，發展是目標，穩定是前提，要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必須集中力量，把發展社會生產力擺在首要地位。

從此，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我們港資企業也乘上了國家的東方快車，趕上了新一浪的發展熱潮。

第二，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對於早已是市場經濟的香港商界，無疑是獲得了更大的機遇和市場。

江澤民提出，進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提高利用外資品質和水準，進一步擴大商品和服務貿易，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堅持以質取勝，經濟特區要增創新優勢、更上一層樓。

當時他提出，實施“走出去”戰略是對外開放新階段的重大舉措，“引進來”和“走出去”是對外開放的兩個輪子。

2001年12月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為當時出口導向型經濟，注入巨大動力，令中國成為世界工廠。

而香港正是在這十年中，借助內地全面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中，在航運、貿易、金融等方面，得天時地利之便 ，從中獲得巨大利益。

第三，形成穩定的對外國際關係。

改革開放有長足發展，跟國際大環境也有密切關係。

我們香港商界，以美歐國家為最大交易夥伴，東盟是第二大夥伴。

在江澤民任內的中美關係，可說是跌宕起伏，先有台海危機，後有美軍炸毀南斯拉夫中國大使館，以及中美軍機相撞事件等，中美關係呈現複雜性和險惡性。

江澤民從維護國家最大利益出發，堅持韜光養晦外交方針，對美外交既與美方鬥爭，又對美適度妥協，實現了有理、有利、有節地推動中美關係良性地向前發展，成功為中國延長了戰略發展機遇期。

而中美關係的穩定，同樣為香港贏得了穩定的發展環境。

此外，江在任內期間，建立了與東盟的對話夥伴關係，確立了《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這是中國最早的對外自由貿易協定之一，香港作為獨立關稅區，獲授權與東盟等國建立雙邊貿易協定關係，拓寬了貿易市場。

第四，香港金融中心得到鞏固。

回歸之初，亞洲一些國家發生金融危機後，香港市場和人心都受到波及和影響，局面危急。

當時江澤民意識到，香港是外向型經濟體，亞洲一些國家發生的金融危機，更容易受經濟“全球化”的衝擊。

由此，他在多個場合公開表示，全力支持香港特區政府穩住香港金融市場，並要求相關部門清醒認識和及時防範金融風險，幫助香港股市和幣值穩定，保持市場運行基本正常。

正是有中央的支持，香港才得以延續繁榮，外匯儲備、財政儲備較為雄厚，提高了頂住這些年內外經濟衝擊的能力。

朵朵小菊憶偉人，盞盞心燭慰英靈。

江澤民與香港的情懷，將永載歷史。

簡思智庫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作者：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高昇基金執行主席

上周，李家超發表任內第三份施政報告，篇幅較長，既有推動這個城市面向國際的宏偉構想，也有對劏房設定8平方米的最低標準。

其中有不少新亮點，包括：打造香港成國際黃金交易市場、國際醫療創新樞紐，建立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設海運港口發展局推動高增值海運，設百億基金推動創科產業等。

大家最期望“改革”，都想從中尋找各自想像的“改革”藍圖。

我仔細閱讀了全文，的確提出了一些改革的想法，但不少仍屬於“改變”的措施。

無論如何，“變”總比不變要進步。

“改革”一詞，對於內地人耳熟能詳；對於凡事講法的香港，的確需要仔細斟詳。

日前，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對“變”的說法，有更具體的表述，即“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

換言之，要改革，先厘清有哪些需要改，要精准不能眉毛鬍子一把抓；要評估，改革會帶來哪些影響，以科學、穩步、有序地推進；要擔當，面對當前存在的阻力，主動地推動社會踏上改革之路。

改革是為了推動經濟社會發展。

香港面臨經濟轉型，創科必定扮演著重要角色。

施政報告在創科方向著墨不少，已宣佈以100億元設立“創科產業引導基金”，以公幣引導市場資金投資指定策略新興及未來產業。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長孫東指，相關政策屬“重大思路變化”。

或許這也是政府決心“改革”的一個標誌，目的是吸引更多社會資本與政府一同投資“具戰略意義的策略發展產業”，期望透過母基金未來5至10年內“彙聚過千億元資金”，投入香港創科產業。

香港的幾所大學在世界排名較前，科研力量雄厚，但長期擱置於金字塔中，未有釋放這股科研能量轉化為先進產業，面對香港未來5至10年的經濟轉型關鍵期，政府將“資金”用於在未來的產業發展上，發揮“打通最後一公里”的關鍵作用十分重要。

當然，政府反復強調，這只是一隻母基金，創科過程不能單靠政府投入，未來會按不同產業板塊設若幹個子基金，並要吸引市場上的專業投資經紀人參與子基金運作，再透過他們運作及籌措資金，包括投資具體項目，將“杠杆效應”進一步放大。

設立“引導基金”，內地、新加坡、美國及瑞士等地已有先例。

據政府掌握，截至去年內地共有2086個政府引導基金，初期引導資金規模為12.19億元人民幣，政府樂觀預計可“撬動”數十倍市場資金。

若這一案例在香港複製成功，將可為創科注入新動力。

搞創科，資金固然重要，但人才是成功的關鍵。

施政報告稱，要讓頂尖人才來港，關鍵在香港要提供舞臺讓他們充分發揮。

相關局長表示，政府正建立生命健康研發院，各校正準備計畫書，其中重要指標為是否吸引到世界頂尖人才。

創科局亦將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建議設“前沿科技研究支援計畫”，冀助大學在全球招收最好的人才。
這份決心，是令人鼓舞的。

資金、人才想通了，下一步就是創科平台。

特首李家超用了不少篇幅，就如何規劃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加快深圳河兩岸兩個科技園區的協同發展提出不少落實措施。

按照港深兩地政府的規劃，未來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占地87.7公頃，分兩期發展，將專注發展六大產業，包括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慧與資料科學、新能源、新材料、微電子及機械人。

香港實施“一國兩制”，與深圳必然有差異，這種差異對於兩個園區內的公司及研究機構會構成何種約束及障礙，特區政府與內地正商討創新邊境管理方式。

據聞，或會採取“白名單制”，容許兩個科技園區的特定工作人員經登記後，即可透過人面識別或電子卡等方式，自由進出兩個科技園區。

除了人員流動，也將與內地加快採取措施拆牆鬆綁，促進物資、資金及資訊過河流通。如何儘快可以起動，仍需要兩地政府加把勁。

李家超和他的管治團隊對振興經濟、推動創科、改善民生的決心及努力，尤其是今年施政報告提出在金融科技和航空樞紐展現的規劃等，市民是肯定的。

在治理層面，政府又成立若干跨部門工作小組，雖有點架床疊屋的官僚做法，可能因為改革之路不易行，需要集中力量處理複雜的社會問題，但效率如何？政府需要不斷檢討。

不可否認，施政報告除了立志要加快香港以創科帶動經濟轉型的決心，我們也看到政府著眼解決長期困擾市民的住房問題，兼顧了各方利益和需求，四平八穩。

下一步，需要的是政府精准佈局，確保提出的措施可行、可見成效、可惠及市民福祉。

這才是從“改變”到“改革”，再由“改革”轉化為社會進步的“改變”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