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七日革命紀念館——涵碧樓

涵碧樓位於潮州市湘橋區西湖公園西湖湖畔，是一座兩層小洋樓。這也是一座和周恩來聯繫在一起的小樓，因該樓背倚葫蘆山青翠的山色，面朝西湖碧綠的湖光，故得名「涵碧樓」。別小看這小樓，它曾經是國民革命軍政治部、黃埔軍校潮州分校學生軍辦事處、南昌起義軍二十軍三師指揮部舊址，內部陳列有1927年「潮州七日紅」革命等重大事件的文物資料。

1925年3月，國民革命軍東征軍進駐潮州時，政治部主任周恩來曾在此辦公。第二次東征 的國民革命軍再克潮州，涵碧樓仍是東征軍領導人活動的重要場所。

從航拍所見，涵碧樓位於西湖湖畔，風景宜人。(網上圖片)

1925年12月，黃埔軍校潮州分校成立，黃埔軍校潮州分校學生軍辦事處設在涵碧樓。該分校至1926年年底結束，共存在一年時間，共舉辦二期學員培訓班，為北伐軍輸送了800多名學員。這些學員在北伐軍各部隊中擔任軍事或政治工作，參加了北伐戰爭的數次戰鬥，先後有近200人負傷或殉職。周恩來在黃埔軍校潮州分校工作期間積極開展政治教育工作，推動學員積極獻身于中國革命事業，為國民革命作出了貢獻。

因該樓背倚葫蘆山青翠的山色，面朝西湖碧綠的湖光，故得名「涵碧樓」。(網上圖片)

1927年9月23日，在潮州工農武裝的策應下，南昌起義軍佔領潮州城，周恩來、賀龍、葉挺、劉伯承、彭湃等領導人同時到達，受到城裡黨員、團員、工人、學生和商會代表等的熱烈歡 迎。期間，二十軍第三師司令部設于涵碧樓。當天傍晚，周恩來、彭湃分別接見了潮安縣縣委書記林務農，並詢問了潮安的情況。縣委根據上級的指示，立即部署了有關工作，並以賀龍總指揮的名義發 布了安民告示「士兵如有騷擾，准其捆送來營，本軍紀律森嚴，重懲決不姑徇」。起義軍進駐潮州，古老的潮州城一掃大革命失敗後白色恐怖的陰霾，工農群眾情緒十分高漲，四處掀起革命熱潮。潮安商會帶領各行業積極籌集近10萬軍餉，支援起義軍。在起義軍的幫助下，潮安建立了紅色政權——潮安縣革命委員會，恢復了農、工、商、學、婦等各界群眾團體。1927年9月24日，在潮州短暫停留休整後，周恩來等人率起義軍主力奔赴汕頭。

紀念館內部設計加入潮州地區特色，如設有「廣濟門」。(網上圖片)

1927年9月30日下午，國民黨黃紹竑部約9000兵力到達潮州城週邊，攻打留守在潮州的南昌起義部隊。當時，防守潮州的南昌起義軍僅600餘人，防禦陣地就設在潮州城外韓江邊的竹竿山。由於敵眾我寡，力量懸殊，各陣地起義軍不得不組織突圍。其中，團參謀長周邦采帶領200多人強渡韓江，到達饒平北部山區與朱德部會合，後轉戰湘南到達井岡山成功會師。起義軍撤離潮州城後，潮州各地農會、婦女協會和人民群眾冒著生命危險在敵人的大搜捕中治療傷患、掩護起義軍失散戰士。由於這次紅色政權只存在了7天，所以史稱「潮州七日紅」。

紀念館上展出「潮州七日紅」革命文物 (網上圖片)

抗日戰爭期間涵碧樓被日軍炸毀。1963年，賀龍視察潮州時，來到當年起義軍三師司令部舊址，感慨萬千。由於當時涵碧樓僅剩一片廢墟，賀龍建議重修這座具有革命意義的小樓，並由汕頭專署撥出專款。曾任南昌起義軍革命委員會宣傳部部長的郭沫若獲悉，揮毫寫就「涵碧樓」三字相贈。1964年7月，涵碧樓重建竣工，命名為「潮安縣革命歷史文物陳列館」，1977年又改為「潮安縣革命紀念館」。其內部陳列有「潮州七日紅」和「潮州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等重大事件的文物資料。1998年，為紀念周恩來誕辰100周年，涵碧樓修葺一新。一樓大廳是周恩來戎裝畫像，兩旁牆壁懸掛有郭沫若、粟裕、孔原、肖克等起義軍將領探訪涵碧樓的珍貴墨蹟，其中，粟裕大將的題詞為 「潮州七日紅，青史垂千秋」。一樓北側設為接待廳，南側佈置有《人民的好總理》圖片展覽。二樓設置為「潮州七日紅」史料陳列廳。

「潮州七日紅」舊照片展覽 (網上圖片)

1987年，涵碧樓被公佈為潮州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2年7月被公佈為廣東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涵碧樓既是革命傳統教育場所，也是廣東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廣東省中共黨史教育基地。

文章文字版權由廣東人民出版社許可

「洛陽紙貴」這個成語最早的相關典故是出自於唐代房玄齡所寫的《晉書》，在《左思傳》中有提及：「及賦成，時人未之重。……司空張華見而嘆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余，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

作為西晉時期最傑出的文學家，左思在小時候卻是一點也不出彩。明明是出身在儒學世家，卻其貌不揚、不善言辭，一點也不像世人眼中的世家公子。就連父親看到他，也忍不住嘆氣道：「你啊！根本比不上我小時候啊！」左思本來就對自己學棋書畫樣樣不精而感到自卑，聽過父親的話後更是羞愧得低下了頭。從此以後，左思便把自己關在房中專心學習。因此，左思長大後便有了「不好交遊但辭章壯麗」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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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思文才非凡，在他寫下辭藻華麗的《齊都賦》後，他便琢磨着要再寫一篇《三都賦》。恰巧當時左思一家打算搬到都城洛陽去，所以左思便決定去拜訪當時的著作郎張載，向他請教一番。在跟張載進行了一番深入的探討後，左思就在大街小巷中東奔西走地，只為盡可能收集更多寫作的靈感。在創作《三都賦》的期間，左思家中的走廊、庭院放滿了資料，就連廁所都放著筆和紙，就怕自己不能隨時把思緒記錄下來。就這樣過了十年，左思終於寫成了《三都賦》。

西晉文學家張載與其弟張協、張亢兩人皆以文學著稱，時稱「三張」。（網上圖片）

文章寫好後，左思馬上就把文章送給文學家張華那。張華越讀越喜歡，甚至把文章分享給學者皇甫謐。皇甫謐讀後也大為讚賞，更是親自為文章作序。很快，《三都賦》便傳遍了整個洛陽，而讀過的人無一不被它的魅力所折服。有些人為了收藏這篇絕世佳作，便爭相傳閱抄寫。一時間洛陽的紙張供不應求，價格在短短數天內翻了好幾倍。

眼見左思的《三都賦》風行一時，同樣享有盛名的文學家陸機心中可謂酸得冒泡。畢竟他也曾萌生過撰寫《三都賦》的想法，只是沒想到會被左思捷足先登。可是當他細閱過左思的文章後，也不禁甘拜下風。也是這樣，左思憑借《三都賦》一夜成名，再也沒人看不起這位曾經「貌寢（醜）口訥（吃）」的名門公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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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人據此典故概括出「洛陽紙貴」這個成語，比喻某些著作廣泛流傳，盛行一時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