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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博文旗幟鮮明反對在大陸建「香港城」 「對香港一些人來說,恰恰缺的是該有的馴服、應有的敬畏」

博客文章

內地博文旗幟鮮明反對在大陸建「香港城」 「對香港一些人來說,恰恰缺的是該有的馴服、應有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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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博文旗幟鮮明反對在大陸建「香港城」 「對香港一些人來說,恰恰缺的是該有的馴服、應有的敬畏」

2020年10月26日 10:31 最後更新:14:14

香港土地緊缺,樓價飛升,部份建制派人士建議在內地填海建「香港城」,行香港制度,解決數十萬人住屋問題。

但內地博主「靖海侯」撰文,題為「旗幟鮮明反對在內地建香港城」,大力反對此建議,頗能反映中央一些想法,值得細讀。

《旗幟鮮明反對在內地建「香港城」》

這是一個流傳甚廣的段子。

把大象關冰箱裏,共需幾步?答:三步。第一步,把冰箱門打開;第二步,把大象放進去;第三步,把冰箱門關上。

此段子,初聞令人發笑,深思不明覺厲。在其突破常識、荒謬不堪的一面之外,實則蘊含著相當「嚴謹」的邏輯:在只是把大象關進冰箱的步驟問題上,「三步走」就是一個完整的路線圖;至於如何做到的方法論,無需回答。

借用之,解決香港住房問題,共需幾步呢?照搬以上邏輯,也可以說只有三步:第一步,找到地;第二步,蓋起樓;第三步,讓人住進去。

如此,香港社會的一個老大難問題就這麼輕而易舉地解決了。

滑稽不滑稽?

修例風波以來,香港社會有本土恐怖主義,也有魔幻現實主義。

近期,香港房地產協會發表《粵港澳聯合開發新區——桂山島「創世新城」2012-2049計劃》,提出由珠海提供桂山島土地,通過填海獲得70平方公里的土地,興建28萬間住宅共50-70萬香港市民居住,由香港管理,施行香港法律。

簡而言之,該協會的意思就是在內地搞一塊「飛地」,交給香港。

更早前的9月份,香港明報旗下《亞洲週刊》的文章中,對此還有更宏大的「規劃」。其「獨家爆料」說,香港有多位學者提出向中央「借地」桂山島填海,併發表了《關於填海建設大灣區自由貿易島的建議》。建議書寫明,此島填海後實行「一島兩制」,人口規劃150萬人,並稱「已聽取各方專家意見,引起中央關注」。

其思路也闊,其手筆也大。然而,太陽底下無新鮮事,此「宏圖大略」其實還是老調重彈。

2018年時,香港新民黨就提出此建議。2019年「兩會」期間,香港民建聯就提出在廣東省建設「香港村」。2020年「兩會」前,民建聯一次性公佈23項建議、提案,其中一個便是「在珠海市桂山島及港珠澳大橋珠海段南側指定水域填海建造‘香港城’」,以此解決香港住房、經濟發展瓶頸問題。

他們,想得很美。

這些建制派團體、人士,自信滿滿、不遺餘力地推銷新的「創世方案」,還放風說「中央有意」。

林太坦言:沒聽中央講過。

她說,收到了智庫和人大代表的建議。但「中央重視環保」,而這屬「破壞中央政策」。

她反問:「這不如讓香港自己填海」,「在內地水域填,為何不在(香港)大嶼山、交椅洲填?」

香港01一篇《與青年民建聯商榷——勿將大灣區當成「香港問題回收站」》指出,此議題,就是將香港問題簡化為「土地不足」,再推給內地和中央的典型例子。另一篇評論則直接以一字定論此舉:蠢。

知名評論人周八駿最近評價此事說:試問,內地民眾看在眼裡,會產生怎樣的想法?為什麼所有要求中央撥地支援香港在內地發展新城鎮的方案都要求由特區政府管轄並實行香港制度?難道「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區實施還不足夠、必須向內地延展?

「香港本地情況和香港與內地關係已經發生並繼續發生深刻重大變遷,香港請求中央支援,不能只顧香港一些人意願,而是應當恪守三項原則──一是請求中央支援香港自身發展,二是支持中央對香港和內地居民一視同仁,三是請求中央允許香港在內地(如大灣區廣東省9城市)發展,遵守內地制度。」

周八駿有真知灼見。

對此問題,靖海侯也早有論述。

5月份,就香港文匯報刊出的《在南海邊畫一個圈......給香港?》一文,靖海侯評論到:

香港的問題與民生有關,卻不全因民生問題造就,甚至民生問題都未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此其一。解決香港民生問題,內部不是沒有空間,資源不是不夠充足,脫離香港尋求「飛地」屬逃跑行為,有損管治體制與形象,此其二。歷史已反複證明,恩惠不足以貢獻人心回歸,對香港一些人來說,恰恰缺的是該有的馴服、應有的敬畏,此其三。其四,提出「畫圈」設想者,縱然愛國愛港,格局未必開闊,動機也要剖析,這不僅是個政治問題。其五,捨得要平衡,權利義務要對等,合法、合理、合情三者,這個恐怕一個也站不住腳。

這是更高層面、更深層次的概論,我們先就事論事。

還是回到老問題。

之一:香港缺土地嗎?

數據說話。1. 香港1100平方公里土地面積中,已開發建設的只有270平方公里,僅佔土地總面積的24.3%,房屋用地更只佔6.9%;2. 在香港4400公頃的農地中,有上千公頃屬於4大地產商,一直處閒置、荒廢狀態。

比較深港發展,網友總戲言,站在深港邊界看,深圳這邊大樓鱗次櫛比、燈火通明,香港那邊漆黑一片,盡是野草山巒。

香港人皆知,香港從來不缺土地。

香港住房問題,本質上是利益格局問題,利益分配問題,是地產商與特區政府的角力問題,也是特區政府的改革魄力和政治擔當問題。

之二:內地一定要「借地」給香港嗎?

香港有土地供應空間,也有土地開發計劃。2018年,特首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中提出「明日大嶼計劃」,指出將在交椅洲和喜靈洲附近分階段填海興建人工島,填海面積達1700公頃,其中7成可用於興建公營房屋,容納70-110萬人居住。

進入施政報告的計劃,必已調研論證,必已統籌科學性與可行性。而事實是,雖然「明日大嶼計劃」在反對派阻擾下遲遲未能有效推進,但目前仍在計劃之列,仍在謀劃之中,仍屬規劃香港土地與住房問題的既定安排,仍在立法會的議程裏。

內地「借地」給香港,理由可以有。1. 香港沒有地,此理由前已說明,並不成立;2. 特區政府沒有辦法,此理由也不成立,不然不會有「明日大嶼」;3. 香港市民更願意移居內地。此理由成立與否,看看香港的社會政治基礎就不難判斷。

還有一個理由,就是內地希望「借地」給香港。而此「希望」無非建立在香港管治水平高且能帶動內地相關發展的基礎上。但,比較深港,理由還成立嗎?

建制派自有其提出「借地」的動機和基礎。一方面,他們認為中央支持香港,所以支持香港尋求「域外解決辦法」;另一方面,他們認為特區政府自己解決不了,與其被動等待不如另辟蹊徑;還有一方面,就是他們認為他們是建制派,他們愛國愛港,他們的初衷是好的,他們的建議不會面臨政治上的質疑。

但他們的建議不好,一點都不好。1. 他們模糊了「高度自治」的空間,讓香港民生問題外溢,給內地和中央造成新的困擾;2. 他們否定了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進而否定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內生動力,放棄了香港自身的努力;3.他們低估了內地的建設能力,和對土地建設的同樣訴求,進而也否定了內地的管治水平;4. 他們要建「香港城」,把香港制度搬到內地,突破了「一國兩制」的框架設計,讓內地也面臨複雜、割裂的不確定性,更讓內地可能面臨香港政治問題的直接衝擊。

沒有必要,沒有意義,沒有共贏。內地「借地」於香港,非現實之策,非長久之計,不是解決香港民生問題也不是解決內地發展問題的良藥。相反,它只能擴展矛盾、增多是非、放大爭議,讓複雜的局面更複雜、困難的管治更困難。

終究在實行「一國兩制」,終究要推進「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逃避,逃跑,逃脫,不是解決香港問題應有的態度。

靖海侯要說,旗幟鮮明反對在內地建「香港城」。

靖海侯還要說的是,香港的建制派亟需提高參政議政能力。

10月13日,香港01發表評論文章:《政黨建議之「最」背後:政治論述離地、短視、空洞》。文中觀點或有偏頗,但指出的核心問題無疑是坊間共識。

在《香港建制派:針尖上的舞者》一文中,靖海侯曾指出他們存在的結構性問題:

精英化。建制派社團領袖更多富二代,「高位截癱」的問題客觀存在。
膚淺化。有「低級紅」的現象,缺乏與反對派論述的能力和素養。
老齡化。青年政治人才集聚不夠,論資排輩的事常常發生。
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來自群眾和融入群眾兩個方面都做得還不夠好。

從參政議政角度,他們的問題同樣嚴重:

空喊口號,缺乏系統性論述,立場多實踐少;
空喊改革,缺乏可行性意見,提案多建言少;
空言建設,缺乏前瞻性眼光,倡議多謀劃少。

他們患染的官僚習氣、依賴心理、狹隘思想,不可謂不嚴重。而最為直接的表現,就是建制派人才乏缺,在與反對派鬥爭中「脫穎而出」的多是露出「牙齒」的人,而在助力特區政府施政上卻沒有幾張「清晰」的面孔。

建制派在努力,需要調整的只是努力的方向。

國安法時代,香港局面漸穩,重建香港的「窗口期」將至。此時,正是建制派重整陣型、重振精神、重新出發的時候。

建制派需要重新審視工作的重心,在鬥爭與建設上達成平衡,在政治表態與政治實踐上實現統一,在堅守該堅守的與改革該改革的上尋求突破。

習近平總書記2017年會見香港行政、立法、司法機構負責人時說,大家要「提高工作水平」。

三年過去了,經歷過修例風波的大考驗,香港建制派應該證明自己有所提高,在與時俱進,證明自己有愛國立場的同時,還有建設香港的能力。

香港建制派,不能辜負中央的信任,不可濫用中央的信任。




Ariel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與《蘋果日報》3間相關公司涉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案,被告黎智英在首天出庭自辯,便自爆了其「外部聯繫」中的千絲萬縷人脈關係,當中牽涉的「英國線」人物,包括與在控方案情和庭上證供中經常出現的「香港監察」創辦人羅傑斯、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委員裴倫德及前港督彭定康等。黎亦承認,曾捐2萬英鎊(約20萬港元)予「香港監察」。

首先,黎智英在庭上指,經由朋友認識羅傑斯(Benedict Rogers),兩人的關係長達8年,因對方曾回應其文章,二人遂透過WhatsApp聯絡。黎智英更承認曾捐贈2萬英鎊予「香港監察」,因他覺得這個組織「做了一些對香港有意義的事」。

黎智英透過羅傑斯,認識另一位英國政治人物,就是英國上議院議員奧爾頓勳爵(Lord David Alton),黎稱在倫敦與對方曾見過一次面。奧爾頓勳爵帶他到英國國會,之後兩人曾茶敘。而奧爾頓勳爵曾於2019年11月到香港參加區議會選舉「監選團」,兩人曾在酒店見面,而該「監選團」亦是同案另一位從犯證人、「重光團隊」成員李宇軒作供時曾提及自己曾參與。

 翻查資料,控方曾在庭上播放羅傑斯主持的YouTube訪談節目片段,羅傑斯指奧爾頓勳爵為「香港監察」贊助人之一。而節目中,奧爾頓勳爵指當時他計劃與60名資深政客向英國國會呈交聯署信,建議若港人人權遭侵犯,英國應保障所有港人有第二公民身份,又提到前港督彭定康及英國前外相聶偉敬發起反對《香港國安法》的聯署聲明。

第三位黎智英提及的英國政治人物,是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委員裴倫德(Luke de Pulford),他正是奧爾頓勳爵的助手,曾陪同來港觀察2019年區議會選舉,但黎智英指,當時他不認識裴倫德,二人亦未曾討論過政治議題,但對方曾找他欲在《蘋果》刊登文章,而黎就把裴倫德的文章轉發給《蘋果》時任副社長陳沛敏等。

至於裴倫德是「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 IPAC)的執行董事,黎辯稱他不知道有此組織,僅在從犯證人李宇軒在庭上作供時,才首次聽聞。

最後一名黎智英提及的英國政客,是前港督彭定康。黎庭上表示,1997年香港回歸前,已認識彭定康,但自言「不敢稱對方為朋友,因對方為港督」。而回歸後,兩人亦曾見面數次,每次見面均透過「中間人」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或羅傑斯接觸對方。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黎亦承認曾邀請彭定康作其訪談節目的嘉賓。

辯方大律師亦曾在庭上提及,一位英國金融家比爾布勞德 ( Bill Browder ) ,因為根據控方從犯證人李宇軒供稱,比爾布勞德對幫助推動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有興趣,裴倫德遂安排比爾布勞德與當時的「重光團隊」日本線聯繫。惟黎自辯時稱,不認識比爾布勞德或日本眾議院議員菅野志櫻里,他不諳日語,與另一位從犯證人陳梓華會面時,對方亦沒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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