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今日(7月8日)新增本地確診人數有19，令人擔心會爆發第三波疫情。
香港這輪小爆發，很好可能與17日前父親節開始的放寬限聚令有關，市民湧出來消費，加速了擴散的機會。
另外，即使早前新冠病毒一度在本地社區絕跡，但香港每日仍有以數以千計的人入境，當中很多都是香港人回流，他們在家居隔離，不能排除一些人是無症狀感染者，透過緊密接觸把病毒傳給家人，再散播出去。
如果疫情進一步惡化，特區政府過去的主要做法是強化限聚令去減少人際之間的接觸。但加強限聚令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本地的衛生專家早已提出，香港的傳染病追蹤做得很好，但病毒檢測的要求和數量卻不足。政府一直都有回應這些批評，說會擴大檢測能力。食衛局局長陳肇始昨日(7月7日)提過，檢測數已逐步增加，截至當日，香港檢測總量36.5萬個，以每一百萬人計，有4.8萬個測試，說已達到一定的水平。未來各渠道加起來，可以每日增加4800個檢測。
抗疫是科學化的工作，如果不想採取嚴格的全面封閉措施、不採取嚴厲的限聚令，就要把其他短板上補上。早前阿爺應對北京新發地爆疫，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北京新發地市場6月11日開始爆發疫情，至6月21日，10日內疫情基本受控，期間累計236宗本地確診個案。北京這次抗疫，沒有採取像武漢全面封鎖的措施，除了封鎖新發地市場所在的地區，北京其他地區基本上活動如常，只是加強了公共場所的體溫檢測。
究竟北京做了什麼事情，可以不用全面停擺而做好抗疫呢？除了基本的「群防群控」防疫措施，即早防護、早發現、早診斷、早隔離之外，主要有兩方面的措施。
第一是做了大量的檢測，從6月 11至6月19日，北京8日內做了227萬個核酸檢測，與香港至今累計檢測數量是36.5萬個相比，香港真是「小巫見大巫」。另外，內地檢測的方法與香港不同，對於高危地區，會硬性要求全區所有人都要做檢測，而香港的檢測差不多是自願性，例如對確診病人經常出入的大廈的住客，衛生署也只是留下一些檢測的樣本瓶，叫住客覺得有需要時自行檢測，然後把樣本交回衛生署。
香港的政府官員這樣做，相信並非考慮檢測的成本多少，可能是擔心若硬性要求市民全面檢測，會被人投訴影響了他們的自由，所以不敢去做。問題是，願意檢測的人，通常是小心防疫的人; 而那些越覺得自己不會染疫的人，越不肯做檢測，他們是較易輕率防疫的一群。香港的檢測數量太少，也不硬性要求檢測，是防疫的重大漏洞。
第二是「健康碼」。內地實行健康碼，如果沒有健康碼的人，很多地方都去不到。有北京朋友告訴我，他們一早已下載了政府的健康碼應用程式，輸入個人姓名和電話等資料，健康碼應用程式對應了手機後，可以追蹤身處位置。新發地市場爆發疫情，該區會變成紅區，健康碼使用者沒有到過紅區，就會是綠碼，否則會變紅碼。而與確診人士緊密接觸的人，都會變成紅碼。這是利用科技控疫的方法，但香港卻很難實行，因為會有很多人覺得這樣做政府收集了個人資料，會侵害其自由。
看北京第二波爆疫，在短短10日內便得到全面控制，也不要付出社區全面隔離的重大成本。要香港使用能夠追蹤人們行動軌跡的「健康碼」，政治上並不現實。但大規模強制檢測，其實既有需要，亦都可行。市民的自由雖然受到輕微影響，若因此不用收緊出限聚令，只要政府官員夠膽做，社會上會有支持。
盧永雄
香港人喜歡到日本旅行，但日本經濟低迷的悲歌，香港人就未必感受得到。日本社會學學者山田昌宏在《社會為什麼對年輕人冷酷無情》一書中，就說到一些真實例子。
27歲的田中，畢業於日本名牌大學早稻田大學經濟學部，這個是父輩眼中的「金飯碗專業」，但是如今他就淪落到在便利店工作，晚上一邊吃著便利店的打折飯團，一邊計算著他這份時薪1200日圓（約66港元）兼職的收入，這份已經是他今年的第三份工作。田中苦笑說，他的父親總是說「他那個年代只要考上好大學，人生就能自動進入安全區」，對早稻田大學畢業的田中來說，這個經驗並不適用。
社會學學者山田昌宏追踪了日本青年問題30年，用大量案例告訴人們，日本青年再努力，都抵消不了社會上結構性的壓力。他在書裡揭示了3個當代日本社會最令人痛心的真相。
第一，學歷不再是保險箱。如今每10個大學生只有4個能夠找到正式的工作，可以享有企業的僱傭制，剩下的只能是成為短期的合同工或者自由職業者。
第二，家族庇護網瓦解。日本出現代際貧窮，老人用養老金或者賣了自己的房產支持子女讀書或是做生意，結果一同跌入貧窮當中。
第三，保守成為年青人的生存法則。考公務員、住父母家、 不結婚，就是日本年青人的「安全三套裝」。
山田昌宏從社會學角度研究年輕人遇到的困境。其實早在2006年，日本社學家三浦展就已經在他的著作《下流社會：新社會階級的出現》中，提出日本中產階層漸漸失去其優勢，並下沉成草根的一群。
三浦展當時將這個現象歸咎於全球化。但是在問題背後的背後，就是有日本在美日角力失敗的大背景。在上世紀80年代初，日本經濟總量上升到美國的七成，美國認為日本成為她的最大威脅，結果在1985年逼日本在廣場飯店簽訂協議，強迫日圓升值。日本經濟泡沫在5年之後爆破，到1993年日本的經濟增長變成零，之後的幾十年，日本經濟就在零這條線的上下浮沉，幾十年都沒有好過。
日本經濟失去增長動力，最後就是要由年青人來承受。早稻田大學經濟系畢業生要去便利店做兼職，這個的確是一個非常恐怖的狀況。
特區政府剛公布財政預算案，在來年削減2%可郁動的經常開支之後，仍然出現赤字。來年度的政府總體開支仍然上升約8.9%至8223億元。在約5200億元經常開支中，包括綜援、長者生活津貼、公務員退休金等不可削的開支，更因為人口老化而增長。另外，政府也都加大基建開支，將原年每年900億元的基建開支，增加300億元至1200億元，這300億元主要用於加快北部都會區的發展。
有人就說，在財赤之下，是否應該縮減基建開支預算呢？在預算案中，政府大力投資未來，特別是投資創科發展。如果比較中國和日本，日本在40年前經濟增長到接近美國的時候，就被逼自動剎車，抬高匯價減少出口，結果日本經濟找不到新的引擎，就好像一輛高速列車慢慢熄火那樣，最後停車。
經濟不前，無論年輕人如何努力，無論日本政府如何逼企業提供更多全職崗位，都是徒勞。整個日本社會陷入一個巧婦難為無米炊的狀況。
我們國家在2018年面對美國開打貿易戰，美國就是想逼中國走上日本的老路。我們國家咬緊牙關，頑強抵抗，全面投入創新科技產業。如今6年過去，開始收到成果，從C919大飛機到電動車、太陽能、鋰電池，再到深度求索(DeepSeek)人工智能大模型，以及超級賣座的動畫片《哪吒2》 ，都是中國走向高新技術發展的成果。
香港也是一樣，要追趕速度，投資未來，特別是創新產業。即使面對財赤，投資也都不能夠停步。我們一方面要削減開支，另一方面要增加有長線收益的投資，這些投資是要為香港創造未來，令香港下一代的年青人避開日本那種「努力通脹」的厄運。所謂「努力通脹」，就是指日本年輕人比父輩更加努力，例如早稻田大學畢業的田中，他每天工作十二小時，做兩份兼職，但收入仍然較父親同齡的時候低23%。
香港要走出這種困局。
盧永雄
